1950年11月，朝鲜平壤的夜风裹着火药味。司令部外，炸弹声此起彼伏，年轻的景希珍把钢盔压得很低，却仍看得见屋里那盏昏黄马灯下的背影——彭德怀正用放大镜盯着地图。枪声越来越近，他推门而入，低声提醒：“首长，敌机又来了。”彭德怀只说一句：“没事，你去外面再看看。”短短十个字，如山般沉稳，那一刻，景希珍真正读懂了什么叫定海神针。
景希珍不到二十岁便调进国防部办公厅，本以为只会在机关敲字盖章。朝鲜战争爆发，他被派往前线，车到志愿军司令部才知道任务：警卫员。听到“彭德怀”三个字，他先是激动，随即心慌——生怕做不好。第一次走进彭德怀临时办公室，他看到的不是想象中的豪华，而是木箱拼成的桌子、堆满战报的油纸袋，还有那双血丝纵横却锐利到让人不敢直视的眼睛。
在前线，景希珍没睡过一个囫囵觉。彭德怀常常靠木箱眯二十分钟，醒来第一句总是：“报告情况。”他手握电筒、放大镜，嘴里念叨着部队番号。有人心疼，劝他多睡会儿，他摇头：“几十万战士捧着命，我怎敢躺下！”景希珍领悟，警卫不仅是护卫，更要懂首长的呼吸节奏。此后，只要灯还亮着，他就守在门口，风雪扑面也不动。
战场上物资紧张，却总有写着“请转司令员”的慰问包裹。烟、酒、罐头一应俱全。军邮不敢直送，交给景希珍。景希珍如实汇报，彭德怀挥笔批示：“统管，公分，一件也别落私囊。分不到的，下次补。”有人不服气，当面索要。景希珍挡回去，对方怒喝：“不想干就滚三八线！”他顶了回去。彭德怀知道后，把那干部批了个通透，又拍着景希珍的臂膀：“干得好，管‘公’的就得硬气！”
1953年7月，《停战协定》签字。当天，彭德怀步行到前沿，摘帽鞠躬，叮嘱：“烈士名字一个不能漏。”景希珍记得，首长的军帽在风里打转，却稳稳落回他手中。回国后，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走南闯北查战备。有一次到东海炮兵阵地，发现弹药库修在前沿，当场拍板：“一个月内拆掉重建，团长撤职，送军法处。”晚上吃饭没见那团长，彭德怀让景希珍去请。不肯来的，他亲自劝：“我只说错一句，把你送军法处那句收回，其余该改就改。”团长红了眼眶。彭德怀转头嘱咐景希珍：“年轻人要扶，火也得烧到点儿才记得疼。”
在北京忙得团团转，景希珍见彭德怀透不过气，提议去北海公园散心。车停街口，几人步行。门口木牌写着“休息”，却见园内空荡。彭德怀脸色沉了：“景希珍，这是假休息吧？”工作人员上前解释是临时清场。“这就是脱离群众！”彭德怀扔下一句，转身走人，车上嘟囔：“以后不来，省得挤走老百姓。”景希珍无奈，却更钦佩这份公心。
1959年庐山会议后，风云骤变。彭德怀劝身边人：“形势不一样了，你们各自找出路。”景希珍摇头：“您去哪儿，我去哪儿。”随后几年，他跟着彭德怀到成都，常在院子里陪首长散步。1966年春，局势再紧，他接到必须分开的通知。火车站月台上，彭德怀紧握他的手，声音哽咽：“我谢谢你，谢谢你……”列车开动，车窗里那张刚毅的脸渐渐模糊，汽笛像刀子划过耳膜。自此一别，十二年。
景希珍被留在四川。1978年12月，他接到电话：护送彭德怀骨灰赴京。赶到成都，骨灰盒静静放在桌上，他和綦魁英扑上去痛哭。简单默哀后，两人登机，怀里捧着那只小小木盒。西郊机场舱门打开，亲友、老部下蜂拥而上，哭声一片。灵车驶向八宝山，骨灰安放在第一室，与朱德并列。两位并肩征战的老战友，终于又成邻居。
安顿完毕，景希珍没有闲着。他觉得，讲清彭德怀才能告慰那声“谢谢”。资料散在各处，他一趟趟跑档案馆、找老兵，整理出《在彭总身边》《跟随彭总》。朋友劝他歇歇，他摆摆手：“首长把一生交给了国家，我把余生交给这件事，值！”
2010年7月7日，景希珍病逝，终年79岁。出殡那天，他身穿一套洗得发白的老军装，袖扣还是朝鲜战场带回的。熟悉他的人说，这位警卫员大概真去给彭德怀报到。两位老兵在另一端，也许又开始夜谈，谈战士，谈公平，谈那句永不过时的嘱托——“自己不贪，别人不送，挡得住厚脸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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