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14日凌晨，皖南青弋江面雾气未散，十几条冲散的突围小队正摸黑找船。一顶被弹片撕开的军帽里，一张年轻而苍白的脸格外扎眼——那是年仅三十五岁的袁国平。几个小时后，他会在江岸递出笔记本、交完七块大洋的党费，然后扣动手枪扳机。枪声沉闷，惊起岸边栖鸟，也把他跌宕的一生定格在这一刻。很多年后，人们仍在追问：是什么力量把这位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逼向绝路？他那刚满周岁的儿子又走出了怎样的道路？
把时间拨回到1906年冬天，湖南湘阴的一个普通农家添了男丁，取名国平。袁家并不富裕，但父亲识字教子，母亲织布操持家计，小小的袁国平从旧学里认字，又在泥巴路上听到了辛亥的炮声。1925年，他在长沙接触到新思潮，年仅十九岁的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考入黄埔军校。课堂上，他听周恩来讲“军队与人民是鱼水关系”，暗暗立志“要当一名会打仗的政治工作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袁国平已是红军红五军团政治部干部。说话快、办事稳，是战友给他的评价。1935年，他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会师后，毛泽东向几位政工干部征求对未来南方抗日武装的设想，袁国平直言：“南方游击队必须有统一的思想旗帜，才能立得住。”毛泽东点头：“那就看你们去做。”
1937年8月25日，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正式改编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一个月后才到位，中央的任命正是袁国平。1938年初春，他带着五十余名骨干，乘破旧的木船顺江南下，到达江西大余溪口军部。新四军番号虽响，但政治机关零散，干部多来自不同根据地，头脑里的“口袋里装着各自的土方子”，如何把他们拧成一股绳？袁国平决定先搞“培训再作战”，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政治教育。
在他主导下，教导营诞生。教材怎么编？方法怎么练？他把自己在延安、在长征途中做政工的心得写了十几万字。学员白天操练，晚上对着油灯听他讲党史、讲群众路线。有人说：“打仗还没开枪，整天念书管什么用？”半年后，新四军第一批政治指导员走向前线，他们用苏区经验稳住了新招的士兵，实践证明那半年没白费。
1940年春，皖南空气里已经嗅得到硝烟。国民党顽固派封锁物资、设置路卡，打了“包饺子”的算盘。军部派袁国平赴上饶同顾祝同谈判。会上，顾祝同尖锐质问：“新四军听谁的？”袁国平桌案一拍，回答只有八个字：“抗日大局，人心所向。”顾祝同无言以对，私下却感叹，“此人若在我军当可大用”。然而，谈判终因双方立场南辕北辙而告吹。
回到泾县云岭后，他对如何执行统战政策犹疑不决。一边是中央指示尽快北移；一边是老上级项英坚持留守。犹豫之中，皖南事变悄然逼近。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九千人踏上北移路。七天后，遭遇国民党七个整编师夹击。战火烧红了高岭、火云尖，前堵后截，弹雨像筛子。叶挺主张掉头突击，袁国平与项英却坚持继续北上。双方分歧未能弥合，错失了最好的突围窗口，包围圈越收越紧。
13日晚，部队已成溃围。叶挺与饶漱石达成“就地分散”策略。夜幕里，小股队伍摸山隘、渡冷水，各凭本事。袁国平带的那一支翻越火云尖时遭伏击，他右肩中弹，跌入荆棘，疼得冷汗直冒。卫士连硬是轮番把他背了下来，沿青弋江血路奔行二十余里。黎明前，他们找不到船，只能蹚水过江，江水入冬已冰透膝骨。战士们把袁国平抬在肩头，胸口以上尽量保持干燥。一个小时后，四十多人终于在江北岸摊倒，身后枪声渐远，东方泛白。
短暂喘息间，袁国平艰难开口：“同志们，别等我。”他把随身小本子递给副连长，低声嘱咐：“交给组织。”随后摸出七块大洋：“这是党费，算我最后一次交。”话音未落，他抽出驳壳枪，子弹甩膛，枪口贴额，闪火过后，一切归于寂静。对他来说，“把生命最后一分钟留给突围的同志”，是对信仰最极致的忠诚。
消息逆江而上，传到延安时，周恩来沉默良久，说的只有一句：“痛失栋梁。”此时中央社刊已公开国民党对新四军的通缉令，把袁国平、项英列为“要犯”。而在二千里外的陕西富平县，袁国平的妻子郑毅正抱着襁褓里的儿子袁振威，默默读丈夫寄回的最后一封信。信里只一句：“愿你们平安，盼吾儿好好读书。”
战后，新中国成立。1950年冬，朱德总司令将一张写有“袁振威”三字的录取通知书交到郑毅手中——解放军海军学校第一级学员。这是组织对烈士后代的惦念，也是对一段英名的延续。袁振威成长于军校，1953年参加海军实习舰队远航，十年后成了新中国最年轻的舰长之一，又赴苏联留学学习潜艇战术。上世纪八十年代，他调入国防大学舰艇指挥教研室，先后编写《近海防御学》《舰艇战例评析》等教材，被同辈尊称“老水兵教授”。关于父亲，他在课堂上只讲过一次—“他并不给我留下金银，只留下‘对得起党’四个字。”
袁国平自戕的动机，史家议论至今。有人认为是旧伤加重，体力难支；也有人说他为皖南事变的失误自我惩罚。解放后，中央军委追认他为中将级待遇，授予一级八一勋章。军事科学院的褚自远研究员在整理档案时发现，袁国平长征途中曾三次立功，却从不申请奖章。此人作风，一如他许下的诺言，“九十九发敌，一发己”。那本被血浸透的笔记本，如今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扉页上还有微微褪色的批注：“宣传与组织，皆为战斗。”
值得一提的是，袁振威退休后，常被邀请到部队演讲。他总爱先把父亲年轻时的照片投到大屏幕，随后淡淡地说：“你们今天看的，是一个在最艰难时刻还惦记着交党费的人。”台下的新兵一下子就会安静下来，仿佛能听到火云尖深夜的枪声、江水声。有人问他：“您怎么看父亲最后那一枪？”他笑了笑，“没人愿意结束自己，但有的选择比活着更难。”
战争年代的抉择往往没有彩排，袁国平一生不到十五年是在枪林弹雨里度过。延安时期，他和几位政工干部合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问答》，流传至今仍可找到原版。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又在江南田埂间搭草棚办夜校，把敌后据点旁的村子硬生生变成宣传站。有人统计，1938至1940年，新四军皖南地区的小学识字班有三分之一教材出自他的手笔。看似枯燥的教科书，字里行间却跳动着火线政治工作的脉搏。
如果没有皖南事变，新四军或许会迎来截然不同的局面；如果他能拖着伤体再坚持几步，也许会被安全转运到苏南，后半生的履历将再次书写。然而，历史没有“如果”。交完最后一次党费，袁国平选择了对同志最轻的方式：自己承担全部负累。那一枪体现的，是他对组织的绝对负责，也是对自身信念的无声审判。
如今翻阅资料，人们常以“新四军三大台柱子”——项英、叶挺、袁国平并称。叶挺后来被囚还乡，项英殉难皖南，而袁国平自戕于江畔。命运各异，但他们无一例外把个人生死放在国家兴亡之后。至于那位当年被父亲“隔空托付”的袁振威，早已从潜艇学院的学员成长为教授级高工，亲眼见证了中国海军从木质舰艇到电磁弹射的跨越。这条时间线拉直，让人恍惚：那声枪响与今日的深蓝大洋，竟被同一门信念连接。
战争远去，江水依旧东流。青弋江畔再无当年的狼烟，只剩清晨的雾气与偶尔掠过的渔舟。若有人把目光投向那条江，也许会想起一个在黎明前交清党费、独自扣响扳机的年轻政工主任。他没能等到属于自己的和平日子，却以另一种方式，陪伴着后来者驶向更辽阔的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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