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深秋，合肥郊外的水稻已经抽穗。穿着粗布上衣的钟伟在田埂上踱步，远处传来民兵演练的枪声，他停下脚步，抬头望了望天空。风把稻香送进鼻腔，也把记忆吹回九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军委扩大会。
1959年8月的庐山，薄雾缭绕，山风凛冽。大会本来按议程讨论工作，却忽然有人拍案而起：“我要向彭德怀讨还血债！”语音炸裂，会场瞬间寂静。座位一角，一个身材魁梧的少将猛地站起，嗓音震耳——“这完全是无中生有！谁在现场？我在！该杀的人是我杀的，与彭总无关！”他，就是当时的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
那几年，党内议论纷纭。有人把1935年哈达铺处决叛徒杨兴仁的责任，一股脑甩向彭德怀，希望借机落井下石。钟伟无法忍，直接捅破窗户纸。他把自己与杨兴仁之间的旧账摆上桌面：长征途中强攻娄山关，敌人反扑，杨临阵脱逃，还拉走几个战士，危及全师安危。后续部队当场擒回，经军法处置。钟伟吼道：“不杀他，他还会杀我们！”
这几句硬邦邦的辩白，像惊雷在会场滚过，不少人微微点头，却没人敢接。气氛凝固了足足半分钟，主持人敲桌提醒：“散会休息。”会没散，钟伟的官却散了。很快，任职令下达：免去北京军区参谋长，调安徽省农业厅副厅长。
军装挂进柜子的那天，钟伟站了很久。妻子默默叠好衣物，领着家人坐上去合肥的绿皮火车。一路上，孩子们问他为什么挨调，老人只淡淡一句：“说话太响，总要付学费。”
到安徽后，他扎进稻田、棉田，整日满脚稀泥。技术员劝他歇歇，他摆手：“大家都不想种田，吃什么？”口气硬，却天天把自留地里种出的蔬菜往贫困户家里送。1961年春荒最紧的时候，他帮省里争到一批良种，还自掏腰包添置水泵，乡亲们记了他的大恩。
1978年夏天，孙女从乡下来看望爷爷，想求一份“城里工作”。茶几上搁着新鲜西瓜，女孩吞吞吐吐：“爷爷，能不能帮我……”不等说完，钟伟摆手：“靠自己。你读过高中，去考大学。”孙女嘟囔基础差，他撂下一句：“考不上就回家种田。”话冷，却给她找了个大学生家教。三年后，姑娘寄来一封喜讯：考上师范。钟伟握信，眉眼泛光，“打了大胜仗，我得替你庆功！”
这股子“硬”劲儿，早在平江老家就显露。1911年，他出生于湖南平江三阳乡的贫苦农家。1928年，地下党员袁克歧要他进县城探枪声，他腿肚子直抖却不退。1930年随彭德怀走上湘鄂赣苏区的山路；1933年当红12团政委；1935年长征途中，红三军团因士气低落，执行军纪任务时，他亲自扣响了枪。那一声枪响，后来竟成了“血债”的罪名。
说他冲，可也机灵。解放战争的东北沙场，他手握“5师缴获”条子，见仓库就贴，弹药、棉衣往怀里装。有人告到东北野战军总部，他淡淡一句：“条子在，谁拿得走？”刘如言笑称：“钟伟‘没收’过的东西，怕是装满了火车皮。”兄弟部队虽心疼，却也服他能打硬仗。1948年秋，12纵昼夜兼程，掐住鞍山—海城通道，堵住了数万敌军退路。总前委电文里点名表扬“钟伟动作迅速”。
长沙一役更添传奇。1949年7月，父子久别重逢，钟伟正在前沿。警报骤起，他只来得及拍拍儿子肩膀：“别乱跑，我去去就回。”三天之后凯旋，他拉着儿子的手：“给你带了个‘大礼’——一个军投诚。”儿子想留城里谋差事，被父亲一句“你就是种田的料”打消念头。老兵的朴素观念：战争为的就是让种田人有地可耕。
新中国成立，他历任华南、广西、防空军、北京军区要职。1955年授衔，却只是少将。毛泽东了解他，拍板“低衔高配”，让他出任北京军区参谋长。正因为如此，他在1959年庐山才有底气拍桌子为彭总撑腰。
风浪过后，钟伟在安徽默默耕耘二十载。1980年底，中央军委文件为他彻底平反，恢复级别待遇。接信那天，他把公文对折揣进上衣口袋，转身又去菜地看秧苗，“文件管不了庄稼长短”。黄克诚来看他，握手说：“你这人哪，刀子嘴，豆腐心。” 钟伟咧嘴：“革命就是要刀子锋利。”
1984年6月，病榻上的钟伟已是皮包骨。黄克诚蹒跚前来，俯身细语：“子女还在乡下，可惜了。”钟伟摇头：“田亩有人种，我就放心。”他把电视机、冰箱列为“党费”，嘱咐骨灰撒在平江天岳书院，“那里有我第一次听见枪声的山谷”。同月二十四日，73岁的老兵合上了眼。病房里只留下一句对护士的道别：“麻烦同志了。”
那场庐山风雷，许多人后来都不再提起。可在钟伟的口述记录里，一行字写得清清楚楚：“谁诬陷彭总，我就站出来，这是战友情，也是良心。”说到底，他打了半辈子仗，最看重的仍是两个字——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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