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一月的清晨，西郊玉泉路的冷风还带着些薄雪，军委大院里却比往日更为静肃。门口岗楼上，哨兵脚跟并拢，望着迎面而来的那辆深绿色吉普。车门打开，一位头发花白、身材略显佝偻的中将跨了出来——六十一岁的王平，尘封八年后，首次以炮兵政治委员的新身份走进这扇大门。
王平并非生面孔。早在一九二九年，他就跟着红四方面军转战川陕，后来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战八年里，冀中平原的夜色中总少不了他的身影。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过西南军政大学政委，在兰州军区当副政委时年届五十，沙场经验、政工功底都不缺。可“文革”风暴一起，他被打成“走资派”，写检查、扫院子，一晃就是八年。
人们记得的，是那个擅长脱稿演讲、思路犀利的王政委。如今重新上台，他站在炮兵机关礼堂的讲台上，却只说了不到三分钟，便开始磕巴：“同志们……我……我先向大家学习……”台下低声议论，“这老头行不行？”小声却清清楚楚，王平没装听不见。他摘下老花镜，朝声源方向望了一眼，没有回嘴。
炮兵部队当时正被两派斗争撕扯得七零八落。一派紧抱原司令吴克华，一派站在原政委陈仁麒身后。先支持司令，后又倒向政委，阴晴不定，四处“揪斗”，会议记录摞成一人高。机关文件越来越多，炮口却越来越锈。新政委要想理顺这盘乱麻，不但要懂军事，更要拿捏政治分寸，没两把刷子根本驯不了这匹烈马。
王平先不急着贴标签。三天里，他挨个听取机关组、作训组、后勤部、院校部汇报，把厚厚的材料带回宿舍，夜里点着蜡烛一字一句地看。身边参谋劝他休息，他摆摆手：“人老了，记性差，不趁热打铁怕忘。”短短一周，他把案底摸了个八九不离十，重点记在一本老旧的黑皮笔记本上。
二月初，炮兵党委扩大会再次开场。王平起身，声音放缓却不再结巴：“今天，不是给谁定性，更不是翻旧账，而是把伤口缝好。”他区分了“认识问题”和“路线问题”，把早期对陈仁麒的错误批判定为“误伤”，把后期借机打击报复的行为归入“路线斗争”。那番话切中要害，大厅里先是死一般寂静，转而掌声起伏。有人回头看向角落，“这老头，还真有两下子。”
紧接着的，是一系列实打实的整改。遭“靠边站”的老技术干部陆续恢复职务，被“戴帽子”的青年参谋划归群众，机关里多年积压的六百余份揭发材料原原本本退回个人。仓库里蒙灰的八二迫击炮图纸被重新翻到桌上，训练计划也恢复了夜间实弹射击。副政委欧阳毅后来写道：王平来了三个月，把“肿、散、骄、奢、懒”五个老毛病按顺序开刀，炮兵久违的烟硝味又回来了。
就在局面刚见起色时，七月中旬的一纸调令又把王平推向新的去处——武汉军区副政委。消息传来，机关里先是一愣，随即响起低低的惋惜声。王平交接那天，戴上老军帽，握住警卫员的手，只说了六个字：“好好干，别动摇。”那一句话，被记在不少人心里。
然而形势并未就此平稳。八月，“反击右倾翻案风”遍及全军，炮兵里又有人掀起波澜。新的“批王平材料”被装进牛皮纸袋，直送武汉。有人在支部会上点名：“王平的平反讲话是‘个人翻案’，应予废止！”炮兵首长一换，整顿戛然而止。好不容易安静下来的炮兵，再次人心惶惶。
王平在武汉并非不知。他接到几封旧部的来信，却只写了六个字回去：“握紧枪，不松劲。”那是他多年的习惯——越乱越要守住底线。可没过多久，他自己也被列入“重点审查对象”，每日写交代、念材料，熟悉的剧本再次上演。
一九七六年十月形势突转，四人帮覆灭。翌年春，中央发文为受冲击干部一一甄别。炮兵派新政委带队赴武汉，当面致歉：“老首长，错怪您了！”这并非客套，曾经被勒令作废的整顿文件也在复查后恢复生效，王平讲话原封不动印入《炮兵整顿文选》。
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王平的政治际遇几起几落，他却没留下抱怨，只留下那本密密麻麻写着红蓝笔迹的黑皮本。有人翻看时痛感，那些潦草字迹背后是一支军种的命脉：弹药储存制度、射击考评办法、技术骨干培养计划……并非皇皇巨著，却句句击中痛点。
值得一提的是，王平从不以“口号”服人。一次，他到某导弹旅检査，发现发射号手操作流程混乱，遂拉来一门“火龙一号”，亲自抠电门示范。战士们惊得目瞪口呆，六十多岁的老政委站在发射井顶，大衣被寒风掀起，嗓门却压得很低：“按条令来，炮兵靠的是精确，不是嗓门。”一句话，把政治工作和技术规范拧成一股绳。
一九八三年离休时，王平仍旧带着那口旧行李箱离开军区大院。送行的人群里，有曾在礼堂里小声质疑他的年轻参谋。那人悄悄对身边战友感慨：“当年我说‘这老头行不行’，现在看，是我眼拙了。”话音很轻，却让旁边的老兵点头。
王平后来说得最动情的一句，是在一次战史座谈会上：“做政治工作的人，嘴上要有锋，心里要有度。”台下默不作声，笔记本翻动的沙沙声里，许多人想到了炮兵那段被反复撕扯的岁月，也想到了礼堂里那场尴尬而短促的就职讲话。
往事并未远去，但已尘埃落定。纸面上的笔迹会褪色，却把一个老政委的脊梁清清楚楚钉在了时间的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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