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1939年刚过完年没多久，太行山沟沟里出了桩稀罕事。
那时候，八路军129师386旅的指挥所院坝里，正热火朝天地搞庆功酒。
大伙儿喝得正美，冷不丁一声响，桌子底朝天，两个首长竟然抱成一团，就在地上滚了起来。
您别以为这是底下那个大兵喝高了耍酒疯，动粗的这两位，来头可都不小。
一位是名震全军的副旅长许世友，另一位则是管政治的政委王新亭。
堂堂两个旅级大干部，当着一屋子部下的面，跟市井无赖似的掐架，这像什么话？
边上的警卫员全看傻了眼，回过味儿来想上去劝架。
可许世友那身板，少林寺练出来的童子功，哪是盖的？
几个壮小伙子扑上去，愣是没掰开，反倒被甩出去老远，跌跌撞撞站不稳。
最后还是旅长陈赓披着大衣冲出屋，嗓门一亮吼了一嗓子，这才把这场闹剧给镇住。
这事儿起得急，可在上头看来，这绝不光是喝醉了丢人现眼，更给管理层出了道难题。
这烂摊子咋收拾？
照规矩，阵前打架，那是重罪。
可要真为了这一架，把两员虎将都撸了，谁来带兵打仗？
要是各打五十大板就把事儿平了，两人心里憋着火，往后还怎么在一块儿搭班子？
还是刘伯承师长高明，最后拍板的方案，面子上是处分，骨子里其实是一次绝妙的人力资源大调配。
这盘棋，刘师长看得透彻。
咱先把日历往前翻翻，瞅瞅这火是怎么拱起来的。
祸根其实埋在刚打完的香城固那一仗。
年初的时候，旅里接了令，要拔个钉子。
两人一合计，就把伏击圈设在了香城固。
这一仗，打得那是真叫一个痛快。
许世友扎的口袋阵，密不透风，鬼子毫无防备一头扎进来，插翅难飞。
也就是几个钟头的功夫，两百五十多个鬼子报销了，咱们这边伤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仗打得生猛、利索，不留后路，那是标准的“许氏风格”。
酒桌上，大伙儿都在兴头上。
有人嘴快，捧了许世友一句，说是这次大捷他是“头号功臣”。
这话茬一递，事儿就来了。
不知是酒劲儿上头，还是话不投机，许世友猛地冲王新亭发飙：“头号功臣？
你也配封我是功臣？
那你是啥？
皇上吗？”
这话听着像撒酒疯，其实露的是许世友的真性情。
他是纯爷们儿武将，性子烈得像火，最听不得这种排座次的话。
王新亭是做政工的，讲究的是顾全大局。
他不想把场面搞僵，赶紧圆场：“随口一说嘛，再说这仗打得好，确实是你出力最大。”
这话本是好意，可钻进许世友耳朵里，怎么听怎么像是在挤兑人或者敷衍了事。
许世友那个暴脾气，直接就扑了上去，王新亭本能地反手一扣，抓住了他的手腕子。
紧接着，就是开头那一出全武行。
陈赓冲出来那会儿，身子骨其实正虚着。
老寒腿犯了，又连轴转了好几天，刚躺下。
被人吵醒看见这一幕，火气蹭地一下就上来了。
“都给我住手！
反了天了？”
这一嗓子，把两人都给震住了。
事后，这事儿原原本本报到了师长刘伯承案头。
话说回来，咋处置？
摆在刘伯承面前的，是个典型的“把人用岔了”的问题。
许世友这人，本事大，毛病也大。
翻翻履历就知道，这就是把“攻坚的大锤”。
穷苦出身，八岁上少林，练了一身真本事。
后来路见不平结果了恶霸，这才闯荡江湖。
从旧军队到红军，许世友靠的就是那股子“把脑袋别裤腰带上”的狠劲。
敢死队上了七回，挂彩四次。
在川陕那边反围攻，他能领着人死钉在阵地上三个月不动窝。
这种人，就是一把开了刃的快刀。
可快刀有个弊端：不仅杀敌狠，拿着也烫手，不好驾驭。
许世友调来当副旅长，满打满算才二十来天。
但这大半个月，他过得“憋屈”。
386旅那是陈赓的地盘，陈旅长威信高、手腕硬。
王新亭呢，又是那种原则性极强的政委。
许世友这种生猛惯了的战将，夹在两人中间，虽说仗是打胜了，可那种“大口喝酒、大口吃肉、老子说了算”的痛快劲儿根本使不出来。
他和王新亭动粗，面儿上是酒后失态，根子上是两种办事路数根本尿不到一个壶里。
要是再不分开，这种窝里斗迟早要把部队搞散。
可光是简单的“撤职”或者“记过”，治标不治本。
许世友是打仗的好料子，不是来当乖孩子的。
要是因为打了一架就把人废了，那是对革命本钱的糟蹋。
刘伯承跟总部通气后，下了一道极有深意的命令。
第一步，给场面上的交代：两人各打五十大板，行政处分跑不了。
功劳归功劳，犯错归犯错，打架不仅丢人，影响还坏，这规矩红线不能踩。
第二步，才是真正的“点睛之笔”：挪窝。
王新亭调回刘邓身边，继续干他拿手的细致活儿，发挥大局观强的优势。
而许世友，直接发配山东。
为啥是山东？
那时候的山东，乱成了一锅粥，敌后局面还没打开，各路神仙打架，形势错综复杂。
那个地界，急需一个能镇得住场子、敢打敢拼的“狠角儿”。
到了那儿，许世友就不再是谁的副手了，不用再看谁的脸色行事。
手里有了兵权，但这担子也得自己一个人扛。
这算是一种最高段位的“惩罚”：既然你嫌被人管着不舒服，那就把你扔到最凶险、最艰难的地方，是龙是虫，你自己去闯。
结果咋样？
这招不仅保住了两个人的前程，还彻底扭转了山东抗战的局面。
到了山东地界，许世友那是猛虎归山。
头上没了“婆婆”念紧箍咒，他不但没捅娄子，反倒迅速老练了起来。
为啥？
因为身后没退路了。
在386旅，天塌下来有陈赓、刘伯承顶着。
在山东，他自己就是那根顶梁柱。
这种泰山压顶的压力，逼着许世友迅速把身上的“血气”转化成了“将才”。
他定战术、带队伍，硬是一仗接一仗地啃下来，在胶东硬生生杀出一条血路，把根据地给稳住了。
那个曾经在酒桌上一言不合就挥拳头的粗人，慢慢蜕变成了一位粗中有细、威震一方的战略级统帅。
很多年后，晚年的许世友提起这茬，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多亏当年我和王新亭干那一架。”
这话听着像调侃，其实透着明白劲儿。
要是没那一架，他没准还在386旅当那个憋屈的副手，天天在性格摩擦里空耗，要么再闯大祸，要么磨平棱角变得平庸。
那一架，把脓包挑破了，逼着组织不得不变阵。
而王新亭呢？
离开了指挥一线，在首长身边搞政工，后来也成了一代名将，把他军政双全的本事发挥到了极致。
这就是用人的艺术。
这世上，没什么绝对的“坏脾气”，只有没放对地方的性格。
对许世友这种悍将，非要把他关笼子里学规矩，只会把他逼疯；把他撒出去咬狼，他就能给你叼回来满山的猎物。
刘伯承当年的那纸调令，表面瞅着是把个“刺头”踢得远远的，实际上是给了这个“刺头”最肥沃的土壤。
这笔账，算得真叫一个长远。
1985年，许世友走完了传奇的一生。
回过头看1939年那个火药味十足的小院，那没准就是他军旅生涯里最要紧的一个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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