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后，档案袋里的七年

手机弹出消息的时候，我正在茶水间冲第三杯咖啡。

“林薇，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是他。我的上司，周正。七年来，同样的句式，同样的语气，同样的不容置疑。我把咖啡倒掉一半——他知道我喝咖啡的习惯，总说我冲得太浓伤胃。

推开那扇胡桃木门，他背对着我站在落地窗前。午后的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我的脚边。

“我要走了。”他没回头。

咖啡杯在我手里晃了一下，几滴深褐色的液体溅在手背上，烫得我一缩。

“调去总部？上次听你说过。”我尽量让声音平稳，像在讨论明天的天气。

他转过身，脸上是我熟悉的笑容，眼角有细细的纹路。七年了，我们都老了些。

“今天就走。手续已经办完了。”

我的大脑空白了几秒。今天？连告别的时间都不给？

“这么突然？”我听见自己问，声音有些远。

“总部那边催得急。”他走到办公桌前，开始整理最后几样东西，“这些年，谢谢你。”

谢我什么？谢我每个加班夜晚的陪伴？谢我帮他整理的无数份报告？谢我七年来藏在办公桌抽屉里的那颗心？

“应该的。”我说。还能说什么呢？

他递给我一个文件夹：“这个项目你接手吧，你最熟悉。”我们的手指短暂相触，他的指尖微凉。七年里，我们有过比这亲密得多的接触，但在这一刻，这轻微的触碰却让我的眼眶发酸。

“保重。”他说。

“你也是。”

门轻轻合上。我站在空荡荡的走廊里，手里捧着一个文件夹，像捧着这七年的全部重量。

下午四点，我鬼使神差地回到他的办公室。已经清空了，连他惯用的那支万宝龙钢笔都不见了。保洁阿姨正在擦桌子，看见我，指了指墙角：“林小姐，那里还有个袋子，周总说如果您来就交给您。”

一个普通的牛皮纸档案袋，封口处用棉线缠绕着。很轻。

我拿着它回到自己的工位，等到办公室的人都走光了，才慢慢解开棉线。

里面没有文件，没有告别信，只有一堆看似杂乱的东西。

最上面是一张泛黄的便签纸，上面是我的字迹：“周总，您要的2016年第三季度报表已放在桌上。林薇 2016.8.12”那是我调到他部门的第一周，紧张得连便签都写得工工整整。

下面是一张电影票根，日期是2017年3月。我记得那场电影，一部无聊的文艺片，我们坐在最后一排，他的手在黑暗中握住了我的手。电影讲的什么我全忘了，只记得自己心跳如鼓。

一包已经过期的胃药。2018年秋天，他应酬太多胃出血住院，我每天假装顺路去医院“汇报工作”，其实是去送自己熬的小米粥。这包药是他出院时我塞进他公文包的，叮嘱他按时吃。现在看来，他大概一颗都没动。

一张皱巴巴的素描纸，上面是我趴在办公桌上睡着的侧影，画得不算好，但特征抓得准。2019年公司年会，我喝多了在办公室睡着了，醒来时身上盖着他的外套，桌上多了这张画。我问他谁画的，他笑着说路过的好心人。

一支用了一半的唇膏，我的色号。2020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随口说买不到常用的牌子，第二天他递给我这个，说是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我当时真信了。

2021年我生日那天餐厅的纸巾，上面有我们俩用钢笔写的对话。我说这家牛排一般，他说下次找更好的。我说没有下次了，他说会有的。纸巾的一角，有他写的小字：“希望不止有下次。”

2022年我们大吵一架后的和解纸条。那天他妻子来公司，我躲在卫生间哭了半小时。他塞进我门缝的纸条上写着：“对不起，给你这样的委屈。”我没回复，三天没理他。第四天他出现在我家楼下，手里拿着一盒我最爱的提拉米苏，眼睛里有红血丝。

最新的一样东西，是今年春天植物园的票根。那天樱花开了，我们像普通情侣一样散步，他给我拍了很多照片，但一张都没发给我。“存我这里。”他说。现在想来，是怕留下证据。

最底下，是一张银行卡和一张纸条。

纸条上是他的字迹：“林薇，这里面的钱，是你七年来应得的加班费和项目奖金。我重新算过了，之前给你的不够。密码是你进公司的日期。这七年，对不起。祝你未来一切都好。”

我数了数，一共二十七样东西，一年平均不到四样。原来七年这么长，长到可以塞满一个档案袋；原来七年这么短，短到一个档案袋就装下了。

眼泪终于掉下来，滴在那张2016年的便签纸上，墨迹晕开一片。

这七年，我一直在等。等他离婚，等他给我一个承诺，等他给我一个未来。我以为我们之间是爱情，只是时机不对。现在才明白，他早就知道没有未来，所以用这些零碎的小东西，一点一点拼凑出一个不需要负责的“现在”。

我记得他常说：“薇薇，你太要强，这样会吃亏。”现在想来，他是在提醒我，也是在提醒他自己——不要陷得太深。

我记得每次我提起未来，他都会巧妙地转移话题，不是说工作太忙，就是说孩子还小。我为他找了一千个理由，现在才明白，理由只有一个：他从未真正想过和我有未来。

七年，我从二十八岁到三十五岁。最好的年纪，都用在等待一个不会到来的明天。

我拿起那张银行卡，很轻，又很重。这里面是什么？是补偿？是愧疚？还是他为自己良心买下的赎罪券？

手机突然震动，是他发来的最后一条消息：“袋子里的东西，都处理掉吧。保重。”

我盯着屏幕，眼泪模糊了视线。打了很长一段话，又一个字一个字删掉。最后只回了两个字：“你也是。”

然后拉黑了他的所有联系方式。

那天晚上，我把档案袋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看，又一样一样放回去。第二天早上，我把整个档案袋扔进了公司的碎纸机。

机器轰鸣，七年的时光被切成细不可见的碎片。

后来，我辞了职，用那笔钱的一部分开了家小花店。朋友们都说我疯了，放弃那么好的工作。只有我知道，我需要在一个没有他的地方重新开始。

店里有时会播放一些老歌。有天听到《七年》，歌词里唱：“七年一瞬，为何仍似在等。”我正给一束百合修剪枝叶，手顿了顿，然后继续。

上周，一个老同事来买花，闲聊时说周正离婚了，调去总部后发展得很好。我点点头，递给她包好的花束：“下次再来。”

她走到门口又回头：“他问起过你。”

“是吗？”我笑着摆弄手里的满天星，“替我带个好。”

其实不用了。我们之间的那些年，早就碎在那个档案袋里，被碎纸机吞没，消失在那个他离开的午后。

现在这样，挺好。我学会了只为自己开花，不再等谁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