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打到中后期，法西斯败局已经注定，如何搭建一套新的国际秩序，避免再次爆发世界大战，成了美、英、苏几个核心大国最上心的事。联合国的雏形慢慢浮出水面，谁能进入这个组织的核心决策层，谁就掌握了战后世界的话语权，这场围绕大国席位的博弈，从幕后走到台前，其中最有争议、最曲折的，就是中国能不能跻身常任理事国的行列。当时的局面很清晰，苏联和英国从始至终都不认可中国的大国地位，多次公开阻挠，只有美国总统罗斯福，自始至终站在中国这一边，顶着两大盟国的压力，坚持把中国纳入核心圈层，最终让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五常之一，这段博弈背后，没有那么多煽情的桥段，全是实打实的历史背景与大国利益盘算。
最早把中国拉进大国序列的尝试，是1943年的莫斯科外长会议，美国提议由美、英、苏、中四国共同签署《四国普遍安全宣言》，确立战后四强共治的基本框架。这个提议刚摆上台面，苏联就直接投了反对票，态度非常强硬。苏联当时的顾虑，是和日本签有中立条约，一旦公开和中国以盟国身份并列，相当于撕毁条约，直接把日本推向对立面，苏联深陷欧洲战场，根本没有余力再和日本开战，这是他们拿得出台的明面理由，暗地里，斯大林始终觉得，中国历经多年战乱，国力薄弱，不配和欧美强国平起平坐，更不愿意在远东多一个有话语权的大国，影响自己日后的势力布局。英国的反对则更加直白，丘吉尔骨子里还是老牌殖民帝国的思维，他认为世界秩序理应由欧美白人强国主导，亚洲国家根本没有资格参与顶层决策，他更担心中国一旦坐上大国席位，会给亚洲、非洲的殖民地国家做出榜样，加速大英帝国殖民体系的瓦解，所以他和斯大林站在同一战线，一心想维持美、英、苏三强垄断的格局。
面对苏英的联手抵制，罗斯福没有半点退让，在之后的德黑兰会议上，他正式提出了“四警察”的构想，明确把中国列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四大核心国家之一。他在和幕僚的私下交谈里，多次讲过自己的想法，中国拥有数亿人口，是亚洲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即便当时工业落后、民生凋敝，也是亚洲无法绕开的核心力量，把中国排除在国际体系之外，战后的亚洲一定会陷入混乱，整个国际安全机制就是残缺的。罗斯福很清楚，中国战场用十几年的艰苦抗战，拖住了日本绝大部分的地面兵力，让日本没法全力西进和德国汇合，也没法把主力全部投入太平洋战场，这是实实在在的战争贡献，不是任何国家可以随意抹杀的。
到了1944年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联合国的具体机制开始落地，苏联的抵触情绪再次爆发，因为依旧受限于对日中立条约，苏联拒绝参加有中国代表在场的会谈，这场筹备会议只能分成两段进行，先开美、英、苏三方会谈，再单独开美、中、英三方会谈。在两段会议中，美国代表始终坚守底线，明确告知英苏两方，中国的大国地位不能动摇，四国框架不能更改，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这场谈判没有什么撕破脸的狠话，全是大国之间的拉锯与僵持，美国靠着战争中形成的主导地位，一点点压下苏英的反对声音，把中国的席位牢牢固定在筹备方案里。
罗斯福坚持力挺中国，从来不是单纯的同情或者道义支持，完全贴合美国的战时与战后战略。二战结束后，日本必然战败投降，亚洲会出现巨大的权力真空，美国需要在远东安插一个可靠的伙伴，一方面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另一方面制衡苏联向东扩张势力范围。当时的中国，是对日作战的主要参战国，又和美国保持着密切的战时合作，恰好契合美国的布局需求。在罗斯福的规划里，中国会成为美国在亚洲的重要支点，在联合国的投票与决策中，形成对苏英的平衡，这是最现实的大国博弈，没有半点虚情假意。
但我们必须认清一个事实，中国能拿到这个席位，从来不是靠美国的单方面扶持，而是数千万军民用流血牺牲拼出来的资格。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独自抵抗日本侵略长达十几年，正面战场、敌后战场轮番苦战，付出了几千万军民的伤亡，硬生生把日本陆军主力拖在中国土地上，为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没有这十几年的浴血坚守，就算罗斯福再想扶持，中国也没有站在国际舞台上的底气，苏英的反对也不会仅仅停留在口头阻挠，国际政治的底层逻辑，永远是实力与贡献说了算。
整个联合国筹建过程，中国的代表在国际会场上面临过轻视、排挤甚至刻意边缘化，他们没有强硬的国力做后盾，只能靠着既定的战争贡献与美国的坚持，守住属于中国的位置。1945年旧金山会议，中国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成为第一个签署《联合国宪章》的国家，五常席位正式落地，这一刻，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以主权大国的身份，正式进入全球治理的核心圈层。
苏英的反对，是旧殖民霸权与地域私心的体现；罗斯福的力挺，是美国全球战略的精准布局。而中国能守住这张入场券，靠的不是施舍，不是妥协，是整个民族用十四年抗战换来的尊严。直到今天，我们在联合国的席位与话语权，依旧扎根在那段苦难而辉煌的历史里，有人说这是大国博弈的结果，有人说这是民族浴血的回报，争论从未停止，但那段负重前行的历史，从来都不该被后人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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