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时期，我军个国民党部队作战结束后最为紧要的一件事就是仔细甄别抓获的俘虏，避免一些国民党将领夹在普通士兵里面浑水摸鱼逃之夭夭。1931年在一次反围剿作战结束之后，一位混在俘虏堆里自称“伙夫”的汉子，被喝令抬起头时，露出的却是与污秽面庞极不相称的、一段白皙的脖颈。当时的红十一师三十二团政委的张广才一眼就看出来这次逮住大鱼了。果不其然，眼前这位，正是国民党第六十九师师长、绰号“赵瞎子”的赵冠英。
大泽起龙蛇
1900年张广才出生于湖北黄陂一个贫农家庭，他从小就对“压迫”二字的理解是刻骨铭心的。
在张广才将军的记忆里面，大年三十地主上门逼债，毫不留情地牵走全家赖以生存的耕牛。而张广才的父亲被迫带着全家外出乞讨，最终在贫病交加中离世。
正是因为在这旧社会中饱受摧残，张广才在1928年我们的事业正处在低谷之时却毅然加入了组织。
张广才心中的想法很简单，他就是基于心中对地主阶级的仇恨，以及对改变这吃人旧社会的渴望才要奋不顾身投入到大革命的洪流之中，而这种从最底层迸发的力量，往往最为持久而纯粹。
张广才没有读过什么书，更没有上过什么军校，为了更好的带队伍，他就自己在试验中总结摸索。
张广才后来回忆自己的经验，“主动向老同志学习”，再就是要“深入基层连队”。
当张广才刚到由地方独立团改编、士气不高的三十二团任政委时，他没有高谈阔论说一些空洞的口号，而是扎到战士中间，了解他们的想法和困难，从最基础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做起。
也正是这种扎实的作风，张广才的部队很快脱胎换骨，于是这支部队后来在黄安战役中担任主攻团，并立下奇功。
古人常说，笨鸟先飞早入林，张广才并非那种天赋异禀、光芒四射的指挥员，他更像一位沉稳的匠人，一砖一瓦地构筑着队伍的战斗力与信仰。
红旗招展
1933年张广才担任红三十一军政委，次年又相继担任红四军、红三十三军政委。要知道，这一时期许多日后声名显赫的将领，可能还在连、营级岗位上锻炼。
资历深厚成了张广才身上一个极为鲜明的标签。与他共事过的战友后来很多都成了赫赫有名的高级将领。后来成为大将的王树声，曾是他的师长，又曾是他任军长时的政委。
而他的许多老部下，在1955年授衔时，军衔反而跑到了他的前面。而这主要是因为后来张广才逐渐离开了战斗一线。
抗日战争期间，与许多同期干部奔赴前线主力部队不同，张广才先后担任八路军政治部锄奸部科长、总部兵工厂政委等职。之所以这样安排，一方面是因为张广才曾患伤寒休养半年之久；另一方面，也可能与组织对干部特点的统筹安排有关。
但是张广才本人对此并无怨言，用他后来的话说，“不考虑物质待遇，一心一意的工作”。但客观上看，远离一线战斗序列，无疑还是影响了他累积战功的显性资本。在讲究战功与资历平衡的军队评价体系里，这为他日后的境遇埋下了伏笔。
在解放战争时期，张广才到了东北主要负责吉北军分区、军区后勤及军工生产等工作。
这依然是至关重要的保障岗位，而与此同时，那些曾在鄂豫皖、川陕与他并肩或在他麾下的战友们，正驰骋于各大野战军，成为和国民党部队厮杀的主力人物。
作为后来者，我后来有时会思考，从冲锋陷阵的军政委，到默默耕耘的后勤主官，这种角色转换需要多大的胸襟？有时要有怎样的气度呢？
对于张广才这些真正从苦难中走来、将革命视为终身事业的军人而言，岗位只是革命的需要。
这就像他当年学习烧窑，无论制砖还是烧瓦，都是为了建成那座理想的大厦。看到祖国大地一片红，他们的心中已经是非常满足了。
1955年张广才被授予少将军衔，当他在授衔名单上看到自己的名字与“少将”相连，而许多老战友、老部下位列中将、上将时，内心不可能毫无波澜。
不过授衔一事还是惊动了毛主席，主席亦笑言：“张广才授衔少将，看来受委屈了啊！” 在毛主席的过问下，张广才虽然是少将，但是享受中将待遇。
其实老将军心中并不是计较这些东西，戎马一生，看层林尽染的红旗。心中更惦记的还是那些跟随自己前赴后继牺牲的袍泽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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