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2月，北京医院的病房里，73岁的韦杰中将躺在病床上，肺病折磨得他说话都费劲。但他还是颤抖着手，一笔一划写下那份永远写不完的总结——关于36年前，朝鲜战场上那场让他终生难忘的惨败。
180师，7644人，三分之二的损失，这是志愿军入朝作战以来最惨重的一次失利。那些年，所有人都说是师长郑其贵的错，是180师自己的问题。但韦杰知道，真相远不是这么简单。
1951年3月17日深夜，鸭绿江边。
韦杰站在江岸上，看着60军的部队陆续过江。181师、179师、军部、180师，按顺序渡江，队伍拉得很长。这是他第一次率部入朝，心里多少有些紧张。广西壮族人，15岁参加红军，长征时带侦察连打下娄山关，当过朱德的警卫团长，打过香城固伏击战——履历够硬，但朝鲜战场不一样，美军有飞机有坦克，后勤保障也成问题。
到4月4日，全军才在伊川一带集结完毕。
韦杰没时间喘气，马上接到任务：接替26军防务，在朔宁、甘水峰一线防守，掩护三兵团集结。
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60军打得还算可以。歼敌1000多人，还击落击伤了7架飞机。韦杰松了口气，心想这仗虽然难打，但也不是打不了。
真正的麻烦从5月16日开始。
第二阶段进攻打响，韦杰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光杆司令。179师调给15军了，去大水洞方向作战；181师给了12军，去加里山加强攻击。整个60军，他手里只剩一个180师。
更让人意外的是，180师打得特别猛。师长郑其贵率部冲过北汉江，对着美军第7师一顿猛攻，硬是把人数比自己多的美7师逼退到洪川江。三兵团司令部一看，这师能打啊，5月19日直接发电报：180师归兵团直接指挥，当预备队。
韦杰彻底懵了。三个师全调走了，他这个军长拿什么指挥？但军令如山，只能执行。
接下来几天，韦杰就像个旁观者。他没事干，就天天收集敌情，分析战局，琢磨着万一部队回来了该怎么撤。这个习惯后来救了他——虽然没能救180师。
5月21日，战役进攻阶段结束。兵团一纸电令：60军三个师归建，担负掩护全兵团向后转移的任务。
韦杰展开地图一看，心往下沉。三个师散在150多公里宽的战线上，中间隔着山隔着敌人，背后美军咬得死死的。怎么靠拢？怎么掩护？
好在他这几天没闲着。韦杰马上下令：181师快速赶回来当预备队，179师和180师北渡北汉江，在春川西北建立防线。统一行动时间：5月23日晚。
计划很周密。如果能按这个来，后面的悲剧不会发生。但战场上，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5月22日，志愿军司令部突然给39军下了个命令：提前一天撤，22日黄昏就走，别等23日了。
理由很充分：朝鲜东部道路太窄，几十万大军一起撤会挤成一团。39军先走，能减轻道路压力。
听起来没问题。但这个命令像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5月23日上午，三兵团突然发来紧急电报：伤员太多，运力不够，各部暂不撤收，原地坚守阵地，等伤员运走再撤。
电报很清楚：12军有5000伤员没运走，15军还有2000伤员在水泗洞附近动不了，60军也有1000多伤员。不能丢下他们。
韦杰看完电报，马上转发给180师。他又连发4条电报，强调180师必须在北汉江南岸坚守3到5天，不惜一切代价掩护伤员转移。
郑其贵收到命令，没多想，开始部署防御。老红军，政工干部出身，对上级命令向来不打折扣。他认为这是政治任务，必须完成。
下午，侦察兵跑回来报告：右翼的63军阵地上没人了。
郑其贵愣住了。63军撤了？那180师的侧翼谁来掩护？
他马上召开师常委会。会上有人建议立即北撤过江，趁现在还来得及。但郑其贵犹豫了："没有上级指示，我无权改变就地阻击掩护的命令。"
这句话后来成了他一生的梦魇。
事后才知道，63军军长傅崇碧发现侧翼出现美军，判断有被包围的危险，自己拍板撤了。他在回忆录里写得很清楚：当时情况危急，等不及请示。
但郑其贵不是傅崇碧。他更相信组织纪律，更相信命令系统。
韦杰这边也急。他收到180师的报告，马上发电报给兵团请示：让180师立即渡过北汉江。电报发出去了。然后就是等待。
一个小时过去了，没回音。两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回音。韦杰不知道，三兵团的电台，沉默了。
23日晚上，兵团从古滩岭向沙金鹤转移，路过山阳里以东地区。美军飞机整夜轰炸，电台被烧毁两辆，电台人员跑散了，机要人员饿了两天才走到沙金鹤。译电员也走散了。
一直到26日，人员才到齐恢复联络。整整三天，兵团和各军失去了联系。
而这三天，正是180师从被动到被围，从危险到绝望的三天。
5月24日，美军第24师特遣队进入63军撤走后的阵地，开始向180师迂回。180师的左翼、右翼都出现了大量敌人。三面包围，背后是冰冷的北汉江。
郑其贵还在等命令。韦杰也在等兵团回复。
没人知道，等待本身就是最大的错误。
5月26日，美军完成合围。美7师占领梧口南里、马坪里，美24师拿下松亭里、甘滩里，南朝鲜第6师占了鹰峰山、芝岩里。180师被四面包围。
下午4点30分，突围命令终于到了。但太晚了。
5月26日晚上，天降大雨。
180师开始突围。炮火封锁严密，战士们在沟里乱战，冒着雨往北冲。雨水混着血水，山路滑得站不住脚。
180师已经断粮好几天了。战士们靠野菜充饥，有些人吃多了中毒。饿着肚子，背着枪械，翻越1400米的大山，还要和敌人拼刺刀。
27日天亮时，部队到了鹰峰山下。清点人数：不到2000人。师长郑其贵满以为179师和181师的接应部队在山顶等着。爬上山一看，迎接他们的是美军第24师。
韦杰收到消息，马上改变部署：180师向史仓里突围，179师、181师转向史仓里接应。
但联络又断了。接应没成功。
郑其贵下令分散突围，化整为零，三路走。师部沿着悬崖往下，很多人摔伤。
天亮前回到原阵地，全师已经打散了。
最后统计的数字让所有人心痛：180师开战前11000多人，伤亡和被俘7644人，损失超过三分之二。
彭德怀收到报告，暴怒。6月25日，空寺洞，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彭老总把韦杰骂得狗血淋头："你这个军长是怎么当的？180师完全可以突围出来！敌人坦克汽车从他们面前过，都没发现他们，中间也没敌人，后面也没敌人，晚上完全能走！哪有这样惊慌失措砸掉电台、烧掉密码的？像你这样的指挥员就是该杀头！"
韦杰低着头，一句话不敢说。他知道，不管什么原因，作为军长，他必须承担责任。
会上，韦杰憋了很久，终于说了一句："我认为，把板子都打到180师是不公正的。"
没人理他。
1951年6月中旬，北京中南海。
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被召回京。他紧张得要命，在招待所等了整整7天，才接到会见通知。
晚上11点半，王近山被带进中南海。毛主席开门见山，要他详细汇报第五次战役和180师的情况。王近山太紧张了，讲到一半讲不下去，只好让参谋武英补充。武英拿出阵中日记，一天天详细汇报。
毛主席听完，表情缓和了些。他说："第五次战役打得急了些，大了些，远了些。"
然后又问：韦杰怎么看这件事？
几天后，韦杰也被召回。6月下旬一个深夜，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从晚上11点谈到凌晨两点。
韦杰老老实实汇报了全过程。讲到郑其贵，他说得很中肯："郑其贵有问题，我这个军长也有责任。他对命令执行得不折不扣，这是好的。但作为军事指挥官，应变能力不足，危急情况下不够果断。"
毛主席沉思了一会儿，说："180师的事，各级都有责任。彭德怀已经向我和军委作了检讨，志愿军司令部也来报告说他们对180师的受挫感到惭愧。这是上上下下许多错觉和各种因素凑合在一块造成的。"
但话锋一转，毛主席又说："郑其贵不宜也不能再担任军事指挥员了，应予以撤职。不过他毕竟是老红军，今后安排其他工作吧。你回去后，要认真发动大家总结教训，尤其是郑其贵，必须检讨，他的责任不能推掉。"
韦杰被撤职，1952年9月回国，进了南京军事学院深造5年。
郑其贵更惨。被撤职，停职审查，降两级评为准师级。回国后在吉林省军区当副参谋长，后来当了白城军分区司令员。1970年离休。
但180师的番号保住了。1953年5月27日，距离被围整整两周年这天，夏季攻势中，180师担任主攻，歼敌上万。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
韦杰和王近山都调回国了，没能亲眼看到这一幕。这成了他们终生的遗憾。
1986年，韦杰病重。肺病折磨得他咳喘不停，但他还是颤抖着手，写下了《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中志愿军第180师遭受严重损失原因的回顾》。
他反复强调一句话："把板子都打在180师屁股上是不公道的。"
1987年2月3日，韦杰在北京逝世，享年73岁。
郑其贵活得更久些。晚年他住在合肥干休所，自己种了几棵果树，每天在树林里慢慢踱步。
有人来找他，想让他申诉，想让他说出真相。郑其贵摇头，什么也不说。
只在家人面前，他偶尔会说一句："事情的真相不是结论说的那样。我对不起战友们，我个人承担了吧。只有我承担了，其他人的责任就可以减轻了。"
1990年1月26日，郑其贵病危。南京军区副参谋长邓仕俊赶到医院。两人是连襟，也是多年的战友。
邓仕俊俯下身子对郑其贵说："过去的事情大家清楚，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180师的责任不能你一个人负，功过是非自有公论。我这么说，是实事求是的。"
郑其贵沉思片刻，缓缓说了四个字："实事求是，难啊！"
然后他看着邓仕俊和身边的亲友，用尽最后的力气说："同志们，我马上要见咱们180师死去的兄弟了……参谋长，我先走一步！"
说完，闭上了眼睛。享年77岁。
他去世的消息，五个月后才公开报道。这中间经历了多少请示和批准，没人知道。
历史就是这样。有些真相，要等很多年才能说出来。有些责任，一个人扛了一辈子。有些悲剧，是无数偶然因素凑在一起造成的，却要找一个人来承担。
韦杰临终前写的那份材料，邓仕俊临终前说的那句"实事求是"，郑其贵用一生沉默换来的那句"我个人承担了吧"——这些话，才是真正的历史。
180师，7644个名字，永远刻在抗美援朝的史册上。他们不是败兵，他们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位置，执行了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的战士。
这才是真相。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