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0月的一天傍晚，西郊机场的风格外凉。陈毅从舷梯上迈下来，随行参谋快步迎上前轻声提醒：“华东那边等着您的最新指示。”陈毅点点头，却在上车前望向昏暗天际，没再说话。就在这趟返程路上，“周骏鸣的历史问题”被重新提起，随后掀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波澜。这场波澜直接改变了一位老兵的后半生轨迹，也为他日后无缘1955年军衔授予埋下了伏笔。
时间往前推二十二年。1932年冬，豫南确山的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山间偶有犬吠。周骏鸣和六个伙伴缩在一处破祠堂里，满手皴裂，只有三条老旧步枪。就是从这七个人、三条枪起步，他硬是把队伍拉到了后来的一百多人，再到三百人，再到一个全团。豫南老乡说，这伙人行军像一阵风，打完转身就不见。国民党县警备司令最怕听到的，是山里传出的那声“打土豪、分粮食”的吆喝。
扩充队伍的日子苦，却也热血。缺子弹，他带人摸黑去守备连营房“借”；没制式军装，就地收缴地主仓库里的粗布改成号衣；部队里最稀罕的物资是盐，他干脆带人扒下盐商的马队。三个月，弹药、粮草一件件解决，队伍也从山沟里一步步走到豫南平原。恰在此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曙光浮现，北方局来电要求停止对国军县团级单位主动进攻。周骏鸣却发现，自己这支“红得发紫”的游击队反而成了国民党重点“清剿”对象。进退维谷，他只得赶往延安请示。
延安窑洞里，朱德听完汇报，用手里旱烟杆轻敲桌面：“力量小，别人就要吃掉你。赶紧发展到人家捂不住的程度。”话不多，却像钉子一样钉在周骏鸣心里。返回豫南后，他一头扎进扩军。短短半年，独立游击队变成豫南红军团。也正因这一壮大，1938年春天他终于等来改编机会——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宣告成立，他担任团长。
可改编并非终点。第八团成分复杂，三营还是临时收编的地方武装，武器更寒酸，“老套筒”步枪居多，连一挺机枪都凑不出来。有人私下嘀咕：“这也敢上前线？”周骏鸣拍拍枪托答一句：“敢。”结果首战庐江，枪法不准就近身肉搏，硬是干掉一个伪军大队。随后舒城埋伏击毙日军三十余人，活捉一名日军中尉，部队里的土匪出身新兵这才服了。
战火一路烧到苏北。1940年“半塔保卫战”打足十昼夜，第五支队与友军并肩死守，最后反杀日伪三千。陈毅在前线巡视后评价：“半塔保卫战，是固守待援的范例。”那时，周骏鸣已是五支队副支队长兼八团团长。每一场硬仗都让他更沉稳，却也让一桩旧事越来越像阴影——1935年那份“悔过书”。
当年河南省委遭重创，多名干部被捕。周骏鸣为挽救组织，写下“悔过书”骗过敌人出狱，及时报告假省委阴谋，避免大批同志落网。可纸面文字终究留下把柄。战争中没人深究，但到了建国后，一切档案归档，许多往日模糊的细节又清晰起来。
1949年，周骏鸣随第三野战军南下渡江，到上海时已47岁，按资历本可进入军委机关。1954年，他刚刚从华东军区副参谋长岗位调至水利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准备转型搞建设。恰在此刻，组织复查历史材料，那份“悔过书”被认为存在政治瑕疵。总政审查结论肯定了他向党组织送出情报的贡献，也指出写“悔过书”属于严重策略失当，需要作自我批评。于是，他不再列入授衔名单。
外人替他惋惜。张震后来回忆，这位战友在会议室里仅仅说了句：“部队要前进，组织决议就要执行。”说罢把文件夹扣在桌上，再未多言。1955年春，他跑到信阳南湾水库修建工地，一待数月，八万民工、十几台推土机昼夜轰鸣，他本人经常踩着满脚黄泥看坝体线型调整。大坝合龙那天，工程师们正计算最后一车料的配比，他蹲在坝肩抽旱烟，笑得像在看部队会操。
1958年，水利、电力合并，他转到林业部。几年间，他去过大小兴安岭、去了阿勒泰，也钻过海南五指山。林场工人记得，这个河南口音的副部长总是一身旧军装，帐篷里铺两条毯子，行李只有一本地图和一只茶缸。有人问：“周部长，不觉得委屈？”他摆手：“能活着见到红旗插遍神州，已经值了。”
1979年任河南政协副主席，后来离休。南阳老家给他寄来白菊，他笑着吩咐：“插在院子里，别浪费。”2001年，百岁寿辰。张震、钱正英等老战友齐聚郑州。席间有人提起“没授衔”的事，他抿一口酒：“一个兵，一辈子能把枪口始终对准该打的敌人，就没白当兵。”众人默然。
2003年11月9日，周骏鸣在郑州安静离世，终年一百零二岁。翻开他留下的笔记本，全是分区水利指标、造林面积、畜牧良种数据，连一句“若干年授衔”都找不到。看似波折的命运在他这里被化作再平常不过的履历。枪声渐远，他那句“敢”却仍旧铿锵，如同当年七个人握着三条老枪踏出山沟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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