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田好司：1921年生于东京。侵华战争期间，担任侵华日军59师团54旅团111大队兵长。
以下，节选自这名侵华日军老兵的回忆：
我记得那是8月一天的凌晨、在山东省日照县大山的山区，五十四旅团主力部队与八路军遭遇，激战持续了两个小时。
当时我是入伍四年的上等兵，旅团直辖小队的轻机枪手。我在小队长吉川贞二准尉的指挥下参加战斗，登上了硝烟弥漫的大山，八路军主力撕开五十四旅团在西侧张开的包围网，冲出了重围不见了踪影。山腰的战场上散落着被五十四旅团炮火炸飞的八路军战士的手足，身体上的碎肉粘在了岩石上。
天已大亮，我的眼前是一片血海，染红了岩石，散发着刺鼻的血腥味。
在这悲惨的人间地狱里，我双腿打颤地走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突然我发现了一个仅可容身的山洞，洞里躲着两三个人。
“啊……有人!”在我喊出声的瞬间，本能地扣动轻机枪的扳机，连射了五六发，子弹打在弯曲的洞穴的岩石上，进着火花弹了起来。
附近石崖下，小队的其他士兵好像也发现了中国人，都乱喊起起来：“有人，中国人！别让他跑了，开枪，打死他!”
接着山间回荡起了两三声步枪的射击声，还夹杂着手榴弹的爆炸声。
吉川准尉冲我怒骂：“笨蛋！危险，去，拉出来。”我战战兢兢地弯腰钻进了山洞。
躲在山崖下或山洞里的人，都是为了躲避日军的村民。日军不走他们就不能出来，没吃没喝、忍饥換饿地躲藏在这里，在这样的避难生活中，即使不被抓到，也会有很多人在病饿中死去。 被我从洞中拉出来的中国人是个三十五岁左右的男人，他脸色黝黑。跟在后边出来的是个四十岁前后的妇人，大概是男人的妻子，她怀里紧抱着出生没有几个月的婴儿，腿旁跟着个四岁左右的男孩儿和八岁左右的女孩儿，他们在我刺刀的威逼下，颤抖着从洞中走出来。
吉川准尉命令把他们绑起来，我马上从后面扭住男人的胳膊捆了起来，在山崖被抓住的十七岁左右的少女在大声哭叫。
左手紧抱幼儿的女人跪坐在洞前，两边站着两个孩子，他们惊恐地战栗着。看到士兵们踢打男人，拖着他走到崖下的情景，她抖着嘴唇对我们哀求说不要带走她的丈夫，他是农民，不是八路。不太懂中国话的我也能清楚地明白她说的意思，她把身旁天真的孩子推出给我看。
吉川准尉却命令我把女人和孩子全部杀掉，我向后退了一步，端起刺刀逼到了母子面前。面对我的刺刀，男孩儿大声哭了起来，同时紧紧地抱住母亲的胸，女孩儿也抱住母亲哭了出来，母亲用背部护住孩子，拼命在岩石上磕头求饶。
见我有一点犹豫，吉川急躁地催促着我。想起死在中国人子弹下的战友羽田，我不由得怒起心头，更让我感到羞耻的是，作为一个多次杀过人的老兵，却在女人和孩子面前表现出了踌躇，特别是在小队长面前，我要好好表现，这么想着便升起了一股杀气。
女人继续哀求，她盼望着也是别人儿子的我，会看在这三个天真孩子的面上，产生怜悯之心，能有一丝的良心发现。他们相互偎依着、哀求着，面对含着眼泪哀求的母亲，在那个时候，毫不心软的我简直就是个野兽。
“这是命令!”长官的命令就是天皇陛下的命令，对于具有对天皇陛下的崇拜和“大和魂”精神的我来说，是必须绝对服从的。于是我冲着女人的肚子猛踢。又抓起躲在她背后哭叫的小男孩儿的衣领，把他摔在岩石上。
母亲强忍着被踢得疼痛，疯了似地紧紧抱住仰面倒在岩石上男孩儿的身体。已经被激怒的我用枪托不断殴打她的脸。她向后仰着的脸被我打得皮开肉绽，流着鲜血，即使这样，她仍然想靠近孩子，怀抱幼儿爬了过来。
正当口吐鲜血的男孩儿爬向母亲时，我冲着他肚子一刀刺了下去。梳着娃娃头的女孩儿“哇……”地用小手捂着脸哭出了声接着我朝着她的胸部刺去，并把她甩到了岩石上。
母亲在悲痛中愤怒地咒骂着，她紧紧地抱住倒在血泊中两个孩子的尸体，我冲着抱在一起的母子踢去，并用刺刀刺进了母亲的肚子。
浑身是血的母亲抱着幼儿，趴在两个孩子的尸体上，她微微张开眼睛，解开被鲜血染红的衣服，将乳房凑近呱呱啼哭的婴儿的脸，然后无力地伏倒在地上。
哭闹着的婴儿，脸凑向母亲变冷的尸体，张着两只小手在血泊中寻找着乳房。
我抬起滴血的刺刀，喘着粗气。从背后传来了吉川准尉令人悚然的笑声和拍手叫好声。
“嗯……好了，该砍这家伙的脑袋了!”
说完，吉川准尉用军刀砍下了绑在山崖下的男人的头。
我现在……没有任何理由，只是以“因为是战争”为借口，逃避战争罪行的责任。我为我在战争中犯下的滔天罪行感到深深地愧疚和悔恨。
作为战犯的我，昭和三十一年(1956年)夏天受到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的恩惠，回到了日本。现在我有三个女儿，长女已经出嫁，我和剩下的两个女儿一起过着退休后宁静的生活。
过去我在战场上以“为了祖国”的名义，杀了很多中国人。我所犯下的罪恶，用我的一生也难以偿还，想到这些被害者和他们家人的心情时，内心的愧疚与不安，即使我每天面向佛坛合掌祈祷，也难以解消。
战争把人变成鬼，经历过这些的我，将尽毕生之力，反对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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