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毛主席又回到了那片红色的山头。
刚安顿下来，他就指名要见一个人——谢香梅。
可要是把眼光放长远点，去翻翻当时那笔烂账，你就会明白，这结局怕是早就注定的。
这哪是一个人的对错，分明是“土籍”跟“客籍”两帮人斗了上百年的死疙瘩。
他的悲剧，根子早就埋下了。
啥叫客籍？
就是祖辈从北方逃荒过来的，只能窝在山沟沟里；而那些占着山下肥田的当地人，叫土籍。
这两拨人在井冈山地界，互相看不顺眼了几辈子。
结果呢？
还得半农半读，两头都不敢耽误。
村里那些势利眼怎么看他？
没人夸他上进，反倒在那儿说风凉话：“就你？
你要是能考功名，我家的老黄牛都能当状元！”
这话像刀子一样扎心。
后来他干脆上山落草，进了马刀队，与其说是为了混口饭吃，不如说是为了争口气——既然走正道你们瞧不起，那就换个活法让你们怕我。
到了1923年，一场惨剧彻底把他推向了绝路。
官军有个连长叫宋士清，带人闯进他家，把他老娘活活打死。
直到1927年，命运给他发了一张牌。
那会儿，毛主席带着秋收起义剩下的队伍，一路转战到了永新县三湾村。
头一条，把这帮外乡人当对头，硬碰硬打出去。
第二条，壮着胆子接触一下，看能不能找棵大树靠着。
按江湖规矩，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为啥？
他心里有本明白账。
自己在井冈山虽然也是号人物，但毕竟是草台班子，官府要剿，土籍豪绅要排挤，日子过得提心吊胆。
毛主席的队伍虽然刚吃了败仗，但那是有组织的“正规军”。
他把见面地点定在大仓村的林家祠堂，明面上是接风，背地里却摆了一场“鸿门宴”。
祠堂夹墙里藏了二十多个弟兄，二十多条枪。
只要谈不拢，或者觉得对方想黑吃黑，杯子一摔立马火拼。
两人从日上三竿一直聊到日落西山。
结果谁也没想到。
毛主席不光没想吞并他，反而大手一挥，送了一份厚礼——一百支崭新的马枪。
那年头，枪杆子就是腰杆子。
正是这个决定，给井冈山根据地开了门，也让他自己成了后来大家口中的“大功臣”。
谁知道，祸福相依。
早先两人那是铁哥们，属于“土客合作”的样板。
可随着革命越搞越大，那个阴魂不散的“土客矛盾”又冒头了。
到了1930年，这种隔阂变成了要命的猜忌。
双方那点信任，比纸还薄。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处理罗克绍。
罗克绍是个反动团总，坏事做尽。
按特委的意思，这种人必须马上毙了。
抓人的时候，顺带手还缴获了一批造枪机器和二十几个技工。
他琢磨着：杀人容易，但造枪技术没处找啊。
不如留罗克绍一条狗命，逼他给咱们办个兵工厂。
从打仗的角度看，这算盘打得精。
可要是从政治立场看，这就是“敌我不分”、“大逆不道”。
龙超清那帮人本来就对他有意见，这下正好有了借口。
1930年2月24日，天还没亮，也就五点来钟。
那一年，他刚满三十二岁，正是好年华。
人一死，那个古老的厄运又落到了他家里人头上。
帽子一扣，成了“反动派家属”，妻子谢香梅带着五个孩子，瞬间从功臣家眷变成了丧家之犬。
这滋味，比黄连还苦，常人根本没法想象。
为了保住袁家这点骨血，谢香梅把心一横，做了个当妈的最不忍心的决定：送孩子。
大闺女袁长妹九岁，二闺女七岁，后来还没养活，小闺女才一岁多。
两个活生生的闺女，送去给人家当童养媳，一个去了宁冈坝上，一个去了马源坑。
谢香梅自己带着剩下的儿子钻进深山老林，当了整整两年的“野人”。
后来东躲西藏，换了十几个地方，直到1942年，才敢在茅坪村租了几亩薄田，隐姓埋名过日子。
一直到解放后，这桩冤案才算翻了身。
从1930年出事，到1965年主席亲自给正名，袁家这一大家子，在夹缝里硬是熬了三十五年。
随行的领导问她有啥难处尽管提。
她只是一个劲儿地摇头。
提啥呢？
男人被错杀，骨肉分离，这大半辈子的心酸，哪是一个“要求”能补回来的？
如今，去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还能看见那个“大仓会见”的场景。
这一切都在提醒后人：历史这趟车，有时候会走弯路，甚至会翻车，但折腾到最后，总会给个公道的说法。
只可惜，这个说法来得太迟，代价也太惨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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