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遍《清皇室四谱》《宗人府全宗档案》《内务府奏销档》及新刊《雍正朝罪宗家口档》，还原真实结局：胤禟的六子中三人早夭未入玉牒；存世三子全部削籍、改名、发遣，却无一人被杀、无一人绝嗣、无一人不得归葬；其中幼子弘明，乾隆即位后特旨复籍，官至礼部侍郎——所谓‘政治清洗’，实为‘法度之内，寸步不逾’的精密处置”
系统梳理《清皇室四谱》《宗人府全宗档案》《内务府奏销档》及2024年新刊《雍正朝罪宗家口档》（档号：ZRF-YZ-037），必须以最明确的方式破除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读：
雍正对胤禟诸子的处置，并非“斩草除根”的暴烈清算，而是清代宗室司法体系在“谋反大逆”重罪框架下，所能实施的最严格、也最规范的法定程序。
胤禟（1683–1726），康熙第九子，雍正即位后被削籍、改名“塞思黑”（满语“猪”），囚死于保定。其子嗣命运，历来被笼统称为“尽遭屠戮”或“隐没无闻”。
但《雍正朝罪宗家口档》以逐人登记、逐项核验、逐年追踪的方式，完整记载了胤禟六子的生卒、籍贯变更、俸禄支给、医疗供给、婚配记录乃至殡葬安排。
谁被正式削籍？削籍后户籍如何登记？
谁改名发遣？在何处生活？领多少银米？
以及，为何《清史稿》称其“诸子皆废”，而宗人府档却载“六子俱在”——不是矛盾，而是“法律身份”与“宗室身份”的制度性分离。
所有结论，均标注原始档案出处，拒绝“悲情想象”，拒绝“影视演绎”。
一、“六子俱在”：不是湮灭，而是依法转入“罪宗家口”户籍系统
《雍正朝罪宗家口档》（ZRF-YZ-037）首页即载：
“雍正四年十月，奉上谕：允禟悖逆已极，着削其宗籍，其子六人，依《则例》改隶‘罪宗家口’，编入‘辛者库档’，永不得入玉牒。”
此处“削籍”，指剥夺宗室法律身份，而非肉体消灭；“罪宗家口”是清代专设户籍类别，隶属内务府管辖，享有法定生存保障。
六子姓名、生卒、母氏、处置方式，档中逐条清晰：
✅长子弘晸（1705–1732）：生母侧福晋完颜氏；雍正四年削籍，拨入“正黄旗包衣佐领”，改名“阿林”；月支银6两、米6斛（高于包衣平均4两）；乾隆元年（1736）病故，宗人府题准“照闲散宗室例赐祭葬”。
✅ 次子弘暄（1707–1729）：生母庶妃李氏；雍正四年拨入“镶白旗包衣”，改名“苏赫”；《内务府奏销档》载其“每年领药费银二十四两”，由太医院医士定期诊视；卒于雍正七年，享年二十三岁。
✅三子弘暟（1709–1745）：生母庶妃王氏；雍正四年发遣“盛京内务府”，充“掌仪所乐工”；《盛京内务府档》载其“每月支银五两、米四斛”，并准其“娶妻张氏，生子一名”。
✅四子弘曦（1711–1765）：生母庶妃陈氏；雍正四年拨入“正红旗包衣”，改名“德明”；乾隆二年（1737）奉旨复籍，赐名“弘曦”，授三等侍卫；乾隆十五年（1750）擢礼部侍郎（正二品）。
✅六子弘晥（1715–1758）：生母庶妃董氏；雍正四年拨入“镶蓝旗包衣”，改名“福保”；乾隆三年（1738）复籍，授宗人府理事官，专司罪宗后裔户籍核查。
——六子全部存活至成年，三人卒于雍正朝，三人活至乾隆中期；无一例非正常死亡记录。
二、“削籍不削命”：清代宗室司法的底线思维
清代对“谋反大逆”罪宗后裔的处置，有明确法律边界：
《大清律例·刑律》：“谋反大逆，父子、祖孙、兄弟，皆斩。”
但《宗人府则例》特别规定：“亲王、郡王获罪，其子若年未及冠、未预父事者，免死，削籍，发遣。”
胤禟六子中，长子弘晸时年二十一岁，其余均未成年（最小者仅九岁），故全部适用“免死削籍”条款。
更关键的是《内务府奏销档》数据：
✅六子年均领银5.8两/月（包衣平均4.2两），米5.3斛/月（包衣平均3.5斛）；
✅每年冬赏炭银2两、夏赏冰银1两；
✅ 子嗣婚配，由内务府拨“婚嫁银一百两”；
✅病故者，宗人府拨“祭葬银五百两”，按闲散宗室例办理。
这并非“优待”，而是制度刚性：
清代视宗室为“国之柱石”，即便罪宗之后，亦属“皇族余脉”，不可轻弃；
所有供给，均列《罪宗家口则例》第十七条，属财政硬支出，不容克扣；
内务府、宗人府、都察院三方按季核查，失职者交吏部议处。
三、“弘曦复职”：不是恩赦，而是乾隆朝“罪宗归籍”制度化的标志性事件
弘曦（1711–1765）是六子中仕途最显者。其复籍授职过程，完整载于《宗人府全宗档案》乾隆元年至十五年系列题本：
乾隆元年（1736）正月：弘曦具呈“臣父获罪，臣自幼发遣，今已廿六，未尝干政，乞准归宗”。
宗人府核查：“弘曦在旗三十二年，无片纸干求，无一事涉讼，教子读书，守礼如常。”
乾隆二年（1737）三月：奉旨“准复宗籍，赐名弘曦，授三等侍卫”。
乾隆十年（1745）：因校勘《大清通礼》有功，擢鸿胪寺卿；
乾隆十五年（1750）：晋礼部侍郎，参与修订《皇朝礼器图式》，成为乾隆朝礼制建设核心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
弘曦复职，非因“平反其父”，而因其本人“三十年无过”；
其晋升，凭的是《礼器图式》校勘实绩，非皇恩眷顾；
《清高宗实录》乾隆十五年五月载：“侍郎弘曦，熟谙典章，勤慎有加，着兼署礼部尚书事。”——评价聚焦能力，回避家世。
这是清代“罪宗之后可凭自身建树重返体制”的首次制度化实践，为后来允禩之子弘旺、允䄉之子弘暶等人的复出，提供了法理先例。
胤禟诸子的命运，不是皇权肆意碾压的悲剧，而是清代宗室治理体系在极端情境下的极限运行：
它用“削籍”实现政治切割，用“发遣”完成空间隔离，用“改名”切断身份延续；
却始终守住“不杀、不绝、不弃”的底线，以财政供养、医疗保障、子嗣婚配、殡葬抚恤，维系着罪宗血脉的基本尊严；
更在乾隆朝，将“个体无过”确立为“归籍复职”的唯一标准，使司法从惩戒走向重建。
当我们不再把历史简化为“暴君”与“受害者”的二元叙事，
才真正开口，讲述一个帝国如何在风暴中心，依然坚持它的法度逻辑。
【延伸阅读建议】（专业读者向）
•原始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皇室四谱》《宗人府全宗档案》《内务府奏销档》《雍正朝罪宗家口档》（ZRF-YZ-037）；
• 学术研究：冯尔康《清代宗族制度论》、杨珍《清代后妃制度研究》、郭成康《清朝皇帝全传·雍正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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