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分享一个越南土改中的小故事。
越共一直是奉行“打土豪、分田地”政策的。越南华人陈元本来是广宁省一个阮姓地主家的佃农,没有自己的土地。后来越共打过来,斗争了阮姓地主,把阮姓地主的土地分给了包括陈元在内的穷人。陈元由此发自内心相信越共是“为穷人说话、为了穷人利益”的,还让自己的一个儿子参加了越共的军队做了一名“光荣的战士”。
他的儿子后来为越共打仗战死了,他也成了“烈士家属”。
到了1953年,掌握了越南北部政权的越共开始“土改”。由于陈元得到土地后勤劳肯干,为人又诚信厚道,加上他颇有经营头脑,在越共“努力发展”的这几年,陈元的资产也在“不停增值”,他购买了更多的土地,在城里还有几家商铺,生活水平跟当佃农时候比肯定是“鸟枪换炮”了。所以,当时的陈元,虽然儿子牺牲了,但心里还是对越共充满感激:是越共当初斗争了阮姓地主,分给了他土地,他才有了“原始资本”,之后在“原始资本”的基础上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财富增值,过上了富裕的日子。
“土改”开始,干部下乡,找陈元谈话,跟他说:“你是地主,按照政策应该是斗争对象,但你也没做过什么坏事,儿子又是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现在组织决定只把你的土地和财产分给穷人就行了,不再对你进行惩罚。”
陈元说:“我怎么是地主呢?我的地也是组织当年分给我的,来源清白。我所有的财产都是在没伤害任何人的情况下通过诚实劳动、努力经营、公平自愿的买卖获得的,来源也清白。你们不能分我的地。”
干部开始给陈元做思想工作。再加上第一个在越南土改中被处死的女地主阮氏南造成的心理威慑,陈元最后终于承认了自己也是“地主”,认可组织把他的财产分给穷人的做法,同时感谢组织对他“宽大为怀”,没有继续对他进行惩罚。
分他土地和财产的那天,他看着那些因为分得他的财产而兴高采烈的农民,陈元忽然想起:越共当年把阮姓地主的土地分给他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兴高采烈的。而且,阮姓地主的土地也是通过辛苦劳动、诚信经营、公平自愿的买卖而获得的。阮姓地主并不是恶霸地主。
陈元想:今天分得我土地和财产的农民,如果哪天通过自己的 辛苦劳动、诚信经营、公平自愿的买卖而致富了,土地和财产更多了,是不是也会被打成“地主”,财产也会被分掉?
陈元终于明白:越共这群人真的会“为穷人说话”,但这群人也真的是“不允许穷人变富”,这群人只接受“穷人一直穷下去”。当穷人变富了,就自动不再是“自己人”而是“敌人”。
但问题在于,没有人想一直过穷日子。每个人天然都想过富足的生活。陈元也不例外。他想离开这片“不允许人变富”的土地,但家里还有亲人,他最终选择了留下来。
在留下来的日子里,陈元发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比如越共当局对“农民起义”的定性:越共当局肯定历史上所有农民起义的正当性,说农民起义“体现了受压迫受剥削阶级的反抗精神”,但他们只把那些失败的农民起义认为是“正义的”,一旦农民起义成功了,起义者坐了朝廷,这样的农民起义立刻就变成了“邪恶反动”。
陈元对当局的这种对农民起义的“判断标准”倍感疑惑:在越共眼里,只有失败的农民起义才是“正义的”,成功的农民起义则是“邪恶反动的”,但哪个农民起义的发起者不想着自己的起义能够成功呢?越共当局“鼓励人家起义”,同时又“期盼人家失败”,这算不上高尚吧?
“他们为穷人说话,他们鼓励农民反抗,但他们却又只能接受农民继续贫穷,不允许农民变富,他们又只愿意看到农民的反抗失败,不愿意看到农民的反抗成功。他们到底是真的为了穷人吗?”陈元陷入了沉思。
陈元最终还是离开了越南。那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越南当局与它北方的强大邻国交恶,越共开始在境内“排华”。作为华人的陈元冒着千难万险坐船逃离了越南。对于逃离,他并不后悔;他只是觉得当年被自己送去参加越共的军队的儿子死得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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