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我是胖胖。
加缪说过一句话——荒诞正是源于人的呼唤与世界不合理的沉默之间的这种对立。
有些人或许很难理解这种荒诞，直到它落在自己头上。
一个又一个人，只是完成了一次正常不过的交易，却在自己毫无预兆的情况下，被卷入了与自己毫无关系的后果之中。
这对吗？
如果这都可以被视为风险，那是不是意味着，今后每一次交易之前，都需要先证明自己没有罪？
刷到这样一则新闻：
西安的陈女士向媒体反映，她儿媳雷某某为了筹钱治病，在二手平台售卖多年前购买的劳力士手表，交易成功收到十六万多元货款后，名下账户被警方冻结至今，原因是售表所得资金系电信诈骗涉案资金，由于案件仍在侦办，账户暂时无法解封。
表在当天就被拿走了，钱在第二天就不能动了。
但，这是一笔救命钱！
病还在，账还在，日子也还得过。
陈女士说，她们当时还查看了那家钟表公司的营业执照，没有发现问题。
她们承认自己法律意识淡薄，也承认当时只想着先把钱拿到手，没走平台支付，就觉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应该不会出事。
然后货在他手里，钱进了你账上，冻结却落在你头上。
现实把人推到一个几乎无解的位置。
你退不退款？
退了，你等于用自己救命的钱去替另一个受害者买单。
不退，你就得在漫长的侦办里证明自己清白，而这种证明往往不是一句话、两份材料就能结束的。
新闻里，陈女士拒绝了所谓各退一步的协商。
她说：
“我们愿意接受调查，如果查出犯法请用法律来制裁我，而在我们没有问题的前提下，三次要求我们退赔，我不同意，我们没有民事纠纷，我们和买表人之间是正常商品交易，并且完成了交付。”
这是正常交易完成之后，善意一方的财产权益究竟算不算权益的问题。
我想，追赃挽损当然重要，冻结措施当然也有法律依据。
但有依据和怎么用，从来不是一回事。
你可以冻结涉案资金，防止转移。
但你不能把冻结当成一种默认的、无差别的处理方式，更不能把证明清白的成本，系统性地摊派给每一个正常交易者。
哦，为了避免你走路跌倒，把你的脚绑起来，而且绑的往往还是最不该绑的那条腿。
报道里律师也提到，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规定，侦办案件时发现涉案资金流入善意第三人账户，如果资金是当事人提供商品、服务并完成交易后收取的市场合理对价，查证属实后应当及时解除冻结。
同样，“两高一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意见也指出，他人善意取得诈骗财物的，不予追缴。
换句话说，追赃可以追，但不能追成新的受害。
更不能把举证负担推回到每一次普通人的买卖里。
普通人没有能力做资金溯源，也没有义务像侦查机关一样辨别资金链条的来龙去脉。
如果把这种能力要求塞回到每一次交易之中，那就不是反诈了，那是把正常生活改造成一场人人自证的交易了。
今天你卖表，明天有人卖粮，有人收款，有人转账，有人周转救命钱。
只要一笔涉诈资金流经过来，就可能把你的账户、你的生活、你的信用，连同你原本就不堪重负的处境，一起按下暂停键。
游走在灰色地带的人，却得不到法律的追诉。
他们银行卡一张接一张，号一换再换，今天这个身份废了就换下一个。
可能有些人卡就一张卡，可能就卡住一个家庭的现金流。
特别像这个家庭正处在病痛里。
报道里相关负责人说，法还是大于情。
但它常常被偷换成另一句话，叫程序大于人。
法当然大于情，可法从来不是用来制造新的无助的。
法也不是用来让守法者承担更高成本的。
法治，讲的是责任该落在谁身上。
追赃挽损要做，但不能靠拿一个更软的去顶住一个更硬的，更不能让一个卖出自己财物、换取救命钱的人，在钱货两空的夹缝里继续被要求再退让一步。
本身人家就等着这笔钱救命了，是救命钱！这不就等于是雪上加霜么？
每个人都不知道哪一天，祸从天降会以合规的面孔出现，这在我看来正是可怕的地方。
你也永远不知道，自己只是正常生活、正常交易、正常求生，为什么突然就成了需要被审查的人。
如果连这都可以被视为风险，那风险最终吞掉的就不只是钱，还有人们对规则的信任。
陈女士告诉记者：
儿媳妇十年前得了甲状腺癌，那时候做完手术，情况一度稳定下来，日子也慢慢回到了正轨。
可这两年，病情再次复发，并且出现转移，癌细胞转到了肺部。
甲状腺恶性肿瘤术后同位素治疗、颈部淋巴结转移癌、肺转移癌、低钙血症。
这些词放在一起，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一切。
也正是基于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家庭开始被一点点拖入现实的窄口。
儿子儿媳原本开着一家烧烤店，也只是靠手艺和时间换收入。
可近几年，生意并不好。
店在亏损，病在加重，钱却只会越花越快。
他们不是没想过别的办法，只是普通人能想到的办法，本来就不多。
最后，只能把多年前买下、一直没舍得动的一块劳力士手表，挂到了二手交易平台上，只是为了凑一笔治病的钱。
说得再直白一点，那是一块用来换时间、换取治疗的表。
我想没有这段背景，很多话其实是说不清楚的。
比如，为什么他们会在交易环节里着急？为什么在走平台和尽快拿到钱之间，他们会选择后者？为什么在账户被冻结之后，这件事对他们来说不是不方便，而是扛不住？
脱离背景去谈所谓的风险意识，很容易。
站在事后的位置，要求当事人做到滴水不漏，也很容易。
可现实的问题在于：
当一个家庭正在和疾病赛跑的时候，它能承受的试错成本，几乎为零。
你可以要求他们更谨慎。
但你不能假装没看见，他们确确实实已经站在悬崖边上。
也正因为如此，这起事件才不只是一次交易失误。
当制度性的处理方式，与个体生存的紧迫性正面相撞时。
到底该由谁，为这种撞击买单？
当一笔钱关系到治疗进程，关系到能不能继续撑下去的时候，它就已经不是一笔可以反复试错的交易款。
它是时间、是机会，也是一个家庭勉强维持住的动力。
如果连这样的处境，都要被放进你本可以更谨慎的事后审视里，那这个世界对普通人的要求，未免太苛刻了一点吧？
而更令人不安的地方在于，这样的风险，并不是来自违法行为本身。
它来自一种模糊不清的责任转移。
来自钱在你账上，就先由你承担后果的处理惯性，来自用最省力的方式，去应对最复杂的问题。
当制度性的处理，开始优先选择最好处理、控制的一端时，被反复消耗的，永远是那些最守规则、也最没有退路的人。
一张卡被冻结，意味着治疗可能被迫中断，生活被迫停摆。
而这些救命钱，真的不该成为反诈的代价！
反诈的目的，从来不是制造新的受害者，也不是让守法的人，承担比违法者更高的成本。
如果一个社会的安全感，需要通过不断提高普通人的风险承受能力来维持，那么这种安全，我想本身就是脆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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