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便是历仕四朝十一帝、自号长乐老的冯道。
赵匡胤以冯道为镜，字字铿锵警示群臣，为大宋立起忠节的标尺，也终结了五代以来士风浇薄的乱世光景。
冯道生于唐末，身经五代更迭，先后侍奉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外加契丹，历事庄宗、明宗、闵帝、末帝、高祖、出帝、刘知远、刘承祐、郭威、柴荣、柴宗训十一帝，身居相位二十余年。
晚年自撰《长乐老叙》，一一罗列自己历任官爵、受恩之荣，直言“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之乐”。
其一生辗转于各个政权之间，从未有殉主之举，甚至在契丹入主中原时，仍面无惧色前往朝见，称“南朝为子，北朝为父，两朝皆为臣，岂有分别哉”。
后周太祖郭威起兵入京，隐帝已死，郭威本以为汉廷大臣会争相推戴，见冯道时，冯道却待之如平日。
郭威素来拜冯道，当日亦行拜礼，冯道受之不辞，郭威心意沮折，自知彼时未可代汉，只得先立湘阴公为汉嗣。
冯道却在这样的环境中始终身居高位，安享富贵，成为五代士大夫的一个典型缩影。
时人对其或有赞誉，称其在乱世中能体恤民情、保全生民，但也埋下了无节无义的争议伏笔。
赵匡胤出身行伍，亲历五代战乱，深知武夫专权、士风涣散的弊端。他虽起于军旅，却酷好看书，即使在军中，亦手不释卷，曾言“聚书观览，欲广见闻，增智虑也”。
登基之后，赵匡胤更是以史为鉴，将汲取五代教训作为治国根本，他曾对近臣说“古之为君，鲜能正身，自致无过之地。朕常夙夜畏惧，防非窒欲”，一心要打破五代王朝短命轮回的魔咒。
北宋立国之初，朝堂之上多有前朝旧臣，五代以来“改朝换代易，坚守臣节难”的风气仍在。
赵匡胤从未与冯道谋面，冯道卒于后周显德元年，彼时赵匡胤尚为后周将领，然太祖对其行径早有耳闻，更从史籍、旧臣口中知晓其一生所为。
在一次朝议中，赵匡胤谈及五代士风，直指冯道，称其“无廉耻者矣”。
他引冯道《长乐老叙》为证，怒斥其将历仕多朝的经历引以为荣，无视君臣大义，身为宰辅，国亡不能死，反而辗转求荣，实乃“奸臣之尤”。
赵匡胤对百官言，君臣名分如同天地秩序，不可僭越，“为人臣者，当以忠节为先，若如冯道，朝事梁，暮事晋，视君如弈棋，视国如传舍，虽身居高位，何足道哉”。
他告诫群臣，五代之所以战乱不休，正因君臣失序，臣无臣节，君无君威，“今大宋立国，当革五代之弊，卿等皆为大宋臣子，当守节持重，尽心辅国，若有蹈冯道之覆辙者，朕必不恕”。
他以冯道为镜，让百官见其形，知其非，更让那些仍存投机之心的官员心生戒惧。
赵匡胤以冯道为贰臣典型警示百官，为大宋的士风建设定下了基调。此后，大宋历代帝王皆承太祖之志，重视纲常名教，砥砺士大夫名节。
欧阳修编纂《新五代史》，对冯道进行了彻底的道德批判，称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并直言“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代，变化殆尽”。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亦将冯道列为奸臣之尤，强调“夫忠臣之事君也，贵于尽忠，不贵于求生”。
无数士大夫以冯道为戒，坚守忠节，甚至在国难之际挺身而出，成就了大宋“忠义之风满天下”的景象。
而这一切的开端，便是宋太祖赵匡胤以一位素未谋面的五代旧臣为镜，在朝堂之上的那一番怒斥。
赵匡胤以冯道为戒，并非苛求古人，而是立足当下。
而冯道这位五代的“长乐老”，也因宋太祖的批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贰臣的典型，被后世反复提及，成为忠节教育的反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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