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一部文艺作品，绝不能停留在“小资产阶级感性”的层面——是否“感人肺腑”“是否真实可信”，而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它在为谁服务？站在哪一边？
从毛主义视角审视，《平凡的世界》绝非真正的人民文艺，而是一部以无产阶级的苦难为原材料的反动作品。它回避阶级斗争、否认革命出路，用“个人奋斗”“精神升华”来麻痹被压迫者，引导他们接受、适应乃至美化剥削。
把一切小鸟发出的声音，全部美化为小鸟在歌唱。
文艺从来不是超阶级的，任何文艺作品都必然服务于一定的政治路线和阶级利益。而不是把苦难本身诗意化、永恒化，更不是把被压迫者引向“自我超越”“道德修炼”的死胡同。
《平凡的世界》的罪恶正在于：把无产阶级的贫困与痛苦抽象为“人生境遇”“时代无奈”“个人命运”。
贫穷不再是生产资料被占有而造成的必然结果，而是被反复渲染成一种“自然的”“永恒的”生活状态；苦难不再是需要用暴力革命去摧毁的社会关系，而是需要被“承受”“理解”“升华”的人生考验。
在这种彻头彻尾的善恶人性论叙事中，阶级剥削与压迫被彻底蒸发，读者被训练去“同情苦难”，却永远看不清苦难的真正制造者——他压根不愿意去分析。
路遥早年虽出身农村无产阶级家庭，但其后通过教育、文化资本与体制跃迁，早已成为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并非“中立的现实主义作家”，而是，用回避阶级斗争、否认无产阶级，反对变革的文艺工具。他的作品之所以显得“真实”“动人”，恰恰因为它把无产阶级的血泪痛苦，巧妙转化为对现存秩序的“理解”与“接受”，甚至有生化为苦难是一笔财富——的变向美化。
当然，很多为他辩护，就是说他没有办法。这当然不是实事求是的说法，姜文没有办法么？冯小刚更没有办法么？你至少可以选择性展现出一部分，但是路遥连这也没有。
孙少平是小说中最具欺骗性的“正面形象”。他客观上是一个标准的无产阶级劳动者，出卖劳动力、从事最苦最脏的体力劳动；但在思想上，却被塑造成一个拼命干活的思想劳保典型。小说从开头就给他套上“励志少年”的光环：就着清水咽黑高粱馒头，在同学嘲笑中偷偷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动选择下煤矿，认为这是“悲壮的事业”；在极端压迫下，不是追问不公的根源，而是不断进行自我道德反省与“精神修炼”。（这里很想插一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教你默默忍受的吗）这份精神要是去当和尚，我估计释迦牟尼都没有他苦修厉害。
路遥反复渲染他的“精神高贵”，其实就是在歌颂无产阶级“吃苦耐劳、安于现状”的品质。这种形象，绝非先进典型，而是反面样板——一个彻头彻尾的“精神迫害者”，把被剥削的痛苦转化为自我陶醉的“崇高感”。
与之对应的是孙少安这一“小资产阶级成功者”形象。他通过个体经营、包产到户、开办砖厂，完成了从农村无产阶级到小资产阶级的阶级跃迁。小说对这一过程充满肯定，将其美化为“胆识”“能力”“吃苦精神”的胜利，却刻意回避了由此带来的阶级分化、新的剥削关系与贫富悬殊。
所谓“先富带后富”，不过是把村民变成自己砖厂的廉价劳动力罢了。这里反复灌输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核心就是：无产阶级无需推翻剥削制度，只要个人足够努力、抓住“机会”，就能改变命运。
两条路线殊途同归。在这样的叙事框架里，革命和变革既不必要，也不现实；正确的道路只有两条：要么像孙少平一样“接受平凡、超越平凡”（即内化苦难、自我麻醉），要么像孙少安一样“不甘平庸、往上爬”（即参与阶级跨越、成为新成功者）。
其实，美国电影《阿甘正传》和著名小说《红旗》有类似的桥段：阿甘智商不高，但是发大财、一生开心，阿甘的对象珍妮是进步女青年，到处干革命事业，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但是最后却贫困潦倒，最后病死。
著名小说《红旗》就更加一言难尽了。作者张口闭口对毛主席崇拜至极，仿佛为集体而生，为集体而死。结果市场风向一变，这个X毛南下速度堪比欲女拍片，他美曰其名：改变不了大环境，那我就尽可能多赚点钱，为将来的集体集聚力量，云云……这不就是我投降是为了最后的胜利，我输但是我赢。
看吧，连这样的红色小说，都不过是这种最精致、最具欺骗性的文艺表达形式之一。它用“奋斗”“平凡”“人性”的温情外衣，包裹着最冷酷的阶级投降主义。
马克思说过一句话：“ 上层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据主导地位的” 。与君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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