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八旗子弟才是被天价彩礼伤害最深的人。康熙三十五年，朝廷就吐槽京师八旗婚嫁尚华侈，彩礼动至数百金甚至千金。按康熙中期购买力，一两银子约800到1000元，几百两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普通八旗兵一年俸银才36两，要攒够彩礼得不吃不喝十几年。
彩礼从不是简单的现金，而是一整套仪式感极强的烧钱流水线。玉制或金制的如意是门面，乾隆年间一柄上档次的玉如意能顶骑兵全家几年俸银；新娘的头面得是真金白银嵌珍珠宝石，一套鎏金头面算上手工要一二百两；还有江南织造的宫缎、潞绸等上等绸缎，道光年间一个左领家娶媳，光采买绸缎就花了近百两。再加上双猪双羊、陈年好酒、成百上千斤的满族饽饽，每一项都要撑足排场。
八旗作为特殊群体，极其重视社会声望，婚礼是展示家族实力的最佳舞台。彩礼厚薄直接关系女方家族脸面，也决定男方是否被看得起。大家互相攀比，官方规定的彩礼标准被视为最低消费——真按亲王绸缎不超过100匹、白银不超过1000两的规定来，会被亲戚朋友笑话家道中落。乾隆二十六年专门下谕旨说婚嫁奢靡影响生计，可法不责众，大家表面遵旨，私下里阳奉阴违，彩礼越推越高。
普通旗人家庭的钱包成了最直接的受害者。一个八旗马甲兵一年饷银36两，面对动则数百两的彩礼只能借钱。乾隆朝刑科题本里，因婚娶而负债诉讼的旗人案件占了债务类案件近三成。这场攀比还刺向了人心与风气：择婿选媳先看家产厚薄，不是人品才学；女性被物化，婆家觉得花了大价钱，要求媳妇孝顺公婆、伺候丈夫，稍有差池就被埋怨“不值这个价”。
直到道咸以后，国库日益空虚，旗人饷银经常拖欠，大量闲散旗人没了固定收入，饭都快吃不上了，天价彩礼才不得不从简——什么面子排场，在穷字面前通通不好使。
如今农村的“耀祖”现象，像极了当年的八旗子弟。村里有个男孩，十几岁时爸爸得了重病，他火速结婚完成“传宗接代”的梦想，后来攒钱开饭店撑起家庭，被大家夸成“耀祖”。可操持全家的母亲、硬扛压力的媳妇，她们的委屈和劳累没人在意，成了男人“伟大”路上的背景板。村里男孩从小被捧成“耀祖”，物质条件靠家里填，觉得有房有车就能娶媳妇，可女性早觉醒了——她们要的是尊重、成长空间，不是当附属品。优秀女孩宁愿去城市拼，也不上农村做男人的“背景板”，剩下的男孩和愿意留乡的女孩，很难达成理想婚姻。
清末蒙古贵族的遭遇更印证了这一点。当时蒙古贵族流行从北京娶媳妇，按满族婚俗要送高价彩礼，满族王爷觉得格格是“下嫁”，索要更多。很多旗主为凑彩礼向牧民摊派，变卖牛羊，甚至出卖土地抵押，最后负债累累。
这些故事里藏着同样的逻辑：旧观念里，男性是中心，面子比天还大，女性是附属。可当社会变化——旗人变穷、女性觉醒、蒙古草原形势恶化，旧观念就成了枷锁。八旗子弟因面子攀比彩礼，最后被穷打败；农村耀祖因依赖家里、不尊重女性，娶不到媳妇；蒙古贵族因彩礼高，拖垮自己。说到底，不是钱的问题，是旧观念跟不上社会的变化，最后困住的都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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