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建国，今年快七十了，现在坐在家里翻老照片，看到一张1981年的黑白照，照片里我穿着的确良衬衫，站在时任副县长的张启明身后，腰杆挺得笔直，眼里全是青涩和崇拜。一晃快四十年了，可当年的事儿，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清晰得很。

1981年我刚从大学毕业，分配到县政府办公室当秘书，顶头上司就是张启明副县长。那时候他三十出头，长得浓眉大眼，说话办事干脆利落，在县里威望很高。我是个职场新人，啥也不懂，连会议记录都记不明白，是张启明手把手教我。他教我怎么写公文，怎么安排会议流程，怎么跟基层干部打交道，甚至教我怎么给领导端茶倒水才得体。

记得有一次，我写的工作报告里有错别字，还把几个数据弄混了，他当着办公室所有人的面没说我一句重话，只是把报告拿回去，用红笔一点点圈出来，晚上加班陪我修改到半夜。临走时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建国啊，咱们干办公室工作，差一点都不行，老百姓的事儿容不得半点马虎。”这话我记了一辈子。

那时候张启明是县里的红人，年轻有为，大家都觉得他以后肯定能升得很高。他能力确实强，当年县里搞农田水利建设，他带着干部们吃住在工地，一个月没回家，硬生生把那条淤塞多年的河道疏通了，解决了十几个村的灌溉问题。我那时候跟着他，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可心里踏实，觉得跟着这样的领导，能学到真东西，再苦再累都值。

他对我也确实好，不光在工作上指点我，生活上也很照顾。我刚参加工作时工资低，租住在简陋的小平房里，冬天没有暖气，他知道后，把家里闲置的煤炉和几袋煤悄悄送到我住处，还叮嘱我晚上睡觉别关严窗户，小心煤气中毒。有一年我母亲生病住院，他听说后，亲自去医院探望，还帮我联系了省里的专家，垫付了医药费。那时候我就想，这辈子能遇到这样的恩师，是我的福气。

可谁也没想到，接下来的几年，张启明的仕途就像卡住了一样，原地不动。眼看着身边比他年轻、比他资历浅的干部都一步步升上去了，他还是那个副县长。我心里着急，有时候忍不住劝他：“张县长，您是不是该主动争取一下？或者跟上面多走动走动？”他总是摆摆手，笑着说：“建国啊，当官不是为了往上爬，是为了多做点实事。只要能为老百姓解决问题，在哪一级岗位上都一样。”

我知道他的脾气，认死理，不懂得变通。那几年县里搞招商引资，有个老板想在河道边建工厂，能给县里带来不少税收，领导们都很重视。可张启明坚决反对，说那个位置建工厂会污染河水，影响周边村民的生活。为此他跟领导吵了好几次，最后工厂没建成，他也得罪了不少人。还有一次，有个亲戚想托他找份工作，他一口回绝，说不能搞特殊化，气得亲戚跟他断了来往。

1985年，我被调到市里工作，临走时张启明特意请我吃饭。饭桌上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建国，到了市里，岗位更高了，责任也更重了。记住，不管官当多大，都不能忘了初心，不能辜负老百姓的信任。”我含着泪点头，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像他一样，做个为民办事的好官。

到了市里后，我一直把张启明的话记在心里，工作踏踏实实，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想着怎么解决问题，而不是怎么投机取巧。没想到这一路顺风顺水，从办公室主任到副区长，再到区长、市委常委，1990年，我被任命为市委书记，那年我才三十五岁。

上任那天，我特意回了一趟县里，想看看张启明。没想到他还在副县长的岗位上，头发已经有些花白，眼角也多了不少皱纹。见到我，他还是像当年一样，笑着拍我的肩膀：“建国，好样的，没让我失望。”我握着他的手，心里五味杂陈，想说点什么，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后来我了解到，这几年他还是老样子，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县里的每一个乡镇、每一个村，他都跑遍了，帮老百姓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可就是因为太耿直，不会圆滑处事，所以一直没能提拔。有人说他傻，说他不会变通，可我知道，他不是傻，他是坚守着自己的原则。

有一次我回县里调研，跟他一起吃饭，席间有人开玩笑说：“张县长，当年你是周书记的师傅，现在周书记比你官大，你心里不平衡吧？”张启明哈哈一笑，说：“我有啥不平衡的？建国比我有能力，比我更适合更高的岗位，能为更多老百姓办事，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看着他坦荡的笑容，我心里更加敬佩他。这几十年来，我见过太多为了仕途不择手段的人，也见过太多忘记初心、贪图享乐的官员，可张启明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底线，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他就像一面镜子，时刻提醒着我，当官的意义是什么。

现在我们都退休了，偶尔还会通个电话，或者约着一起下棋。每次见面，他还是会像当年一样，叮嘱我要保持晚节，不能给国家和人民添麻烦。我知道，他这一辈子，虽然仕途平平，但活得踏实、活得坦荡。

人生就像一场长跑，有的人跑得快，有的人跑得慢；有的人追求高位，有的人坚守初心。张启明或许没能在仕途上取得多大的成就，但他在我心里，永远是那个值得尊敬的恩师，是那个真正为民办事的好官。而他教给我的道理，也会让我受益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