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端雍雍莒文化，来自古莒国的远古回响|东周时期|战国|手工业作坊|端端雍雍莒|莒国|莒文化|铭文|青铜器

山东博物馆的特展厅正在举办莒文化特展，主题为“端端雍雍闻于夏东”，展出了国内15家文博机构馆藏的240多件莒地珍贵文物。从那些精美的器形、神秘的符号里，可以听到来自三千多年前莒地的神秘声音。

莒地，指山东省鲁东南以莒县为中心的区域，涵盖沂蒙山区和日照市的沿海一带。夏之前为“莒部落”，是东夷文化的中心之一。莒文化分布于鲁东南地区，包括沂河、沭河流域及鲁东南滨海地区，时间跨度自西周中期至战国早期。

莒文化是古老的东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约5000年前，莒地先民在陶器上刻有图象文字，即陶文。莒文化早于齐鲁文化而又对齐鲁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与齐文化、鲁文化并称为山东三大文化。

莒文化内涵丰富，在埋葬制度、出土器物种类与组合等多方面特色鲜明。该区域文献记载的古国包括莒国、向国、鄅国、阳国、郯国、鄫国等，其中莒国的势力最为强大，也被称为东夷之雄。商时为“姑幕国”。周代建“莒国”，史称“东方之雄强”。

莒地历史文化底蕴丰厚，姜子牙曾在此活动，后助周灭商，建立齐国。后齐国多乱，莒国曾多次接纳齐国避难的王公，齐桓公即为一例，其回国后曾有“毋忘在莒”之语。鲁国也曾与莒国多次结盟。孔子曾到访莒地，有传说其曾师从项橐，日照现存有“圣公山”遗迹。儒家文化的形成受到了包括莒地文化在内的多种文化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莒国在诸国之间活动，受到一些诸侯国的重视。后莒国为楚国所灭，地归齐国。周代之后，莒地文化持续发展，历史上出现了刘勰等人物，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这件大口尊上，大汶口先民用“日、月、山”的图符，给后人留下了他们对自然的认知，也就此留下了中国文字的早期雏形。

大口尊，大汶口文化，高52、口径30厘米，日照市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莒州博物馆藏。夹砂灰陶。平折沿，深直腹，尖底。器身饰浅蓝纹，腹上部有刻“日月山”符号。刻符采用单线阴刻技法，笔顺工整、流畅，其所示意义的研究对探索中国文字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莒文化青铜器展现出鲜明的地域风格与工艺创新，其独特的器形与纹饰，揭示了在礼制融合中的文化选择与审美表达。器用方面，莒文化发展出诸多具有实用巧思与仪式功用的器类；纹饰方面，莒文化青铜器既承袭中原常见的纹饰母题，又发展出独具地方特色的融合图样，展现出艺术审美的融合与再创造。

夔龙纹铜罍

夔龙纹铜罍

夔龙纹铜罍，西周晚期，口径21.3、高33.1厘米，淄博市沂源县西鱼台遗址出土，沂源博物馆藏。侈口，束颈，折肩，肩部以下弧形内收，喇叭口状圈足。肩部有两半环形耳，呈兽面吞口形，环内各有一扁平圆环。颈部饰夔龙纹，肩部涡纹与夔龙纹相间，腹部上部饰夔龙纹，下部为波带纹，圈足部饰垂鳞纹。沂源县西鱼台遗址是莒文化区内西周晚期重要的遗址，其处于齐鲁为代表的周文化与莒文化的交汇地带，从出土器物上所反映出的特征看，仍以周文化特征为主，但从盘、匜等器物的特点也可发现莒文化的影响。

在莒文化青铜器纹饰中，属于周文化常见青铜器纹饰如波带纹、重环纹、垂鳞纹、顾龙纹、交龙纹、窃曲纹、鱼纹、动物纹饰等占一定比例。

窃曲纹丰富而多样，龙纹和变体龙纹多见，主要纹样有顾龙纹、窃曲纹、涡纹、卷云纹、鼎足根饰扉棱与兽面纹等。

龙纹和交龙纹丰富，如双顾龙、简省双顾龙、一首双身双顾龙、双首一身顾龙纹、四顾龙纹等；窃曲纹多样，简省龙纹，线条粗细、龙首龙身变化多；龙凤纹发现多例，包括龙、凤、凤首、凤首龙身等。

窃曲纹铜鼎

窃曲纹铜鼎

窃曲纹铜鼎，春秋，通高27.8、口径26.6厘米，临沂市莒南县中刘山村出土，莒南县博物馆藏。腹部饰窃曲纹带一周，腹下部有凸棱一周，足上部饰有浮雕兽面纹。

鸟形钮瓦棱纹铜（缶霝）

鸟形钮瓦棱纹铜（缶霝）

鸟形钮瓦棱纹铜（缶霝）（ling，二声），春秋，通高52、口径25厘米，沂水出土，山东博物馆藏。礼器。侈口，束颈，广折肩，腹渐收为小平底。肩两侧有兽首衔环耳。盖呈覆碗形，盖顶有鸟形钮。器与盖通体饰瓦棱纹。

嵌绿松石铜弓形器

嵌绿松石铜弓形器，商代，长34.6、通高10.2厘米，淄博市沂源县东安古城出土，沂源博物馆藏。弓背中部饰太阳纹，嵌绿松石，两弓臂端饰镂孔瓣状銮铃，内有卵石。

龙凤纹铜䡇

龙凤纹铜䡇（yue，四声），春秋早期。高9.7厘米，日照市莒县西大庄遗址出土，莒州博物馆藏。车构件。器上部呈扁圆饼状，下接安柄之用的弯曲圆形喇叭筒，并有一穿孔。圆饼正面饰二龙二凤缠绕图案。

铜车饰

铜车饰，春秋。通高7.7、通长18.5、通宽8.4厘米，日照市东港区大炮楼村尼姑庵旧址采集，日照市博物馆藏。整体为一鳄鱼伏于两方环之上，前方环附有一仰抬的龙首，被鳄鱼用口爪咬攫，后方环为双龙首形，被鳄鱼后爪爪攫，鳄鱼尾为卷曲龙形，龙口含龙尾，中间穿一圆形铜环，该铜环又与一铜环相连。器身遍布鳞片状纹饰。

铜扁壶

铜扁壶，春秋。通高13、通长14.5、通宽7.5厘米，临沂市沂水县刘家店子墓地车马坑出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开口为长椭圆形，扁腹，口沿处有小贯耳，圆底处有小环纽。隆顶盖，两端有两环耳与器贯耳对应。器身上部为窃曲纹，下有两凤首相背，凤尾缠绕，盖面纹饰为两龙长尾缠绕，龙首相对。

蟠螭纹铜铺

蟠螭纹铜铺，春秋。通高32.9~33.8、口径23.9~26.1厘米，临沂市沂水县纪王崮春秋墓出土，沂水县博物馆藏。半球形盖，盖顶有八花瓣形捉钮，盖面四周均匀分布四个扉棱。浅平盘，斜折沿，方唇，直壁，平底，喇叭形圈足。盖顶及盖面分别有两周陶纹凸棱，花瓣、扉棱及圈足饰镂空蟠螭纹，盖顶、盖壁两周陶纹凸棱之间及圈足宽凸棱上皆饰蟠螭纹。

莒小子簋

莒小子簋，西周晚期。高14.4厘米，口径22.2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铭文：筥（莒）小子祉守弗受。祉用作氒（厥）文考尊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莒文化高等级墓葬多出土成套乐器，组合有錞于、镈钟、纽钟、甬钟等，与中原地区同时期乐器形制基本相同，其中不乏铸造精良、纹饰精美者，可知当时的乐礼在莒文化礼仪活动中很受重视。

錞于是周代至汉代流行的打击乐器，兼具军乐与祭祀功能。其形制多样，按钮可分为动物形钮、几何纹钮、无钮等。春秋时期多见几何纹钮，汉代虎钮最为常见。所见铜錞于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的山东，后向南北扩散，见证了不同族群的文化交流与传播。

錞于

錞于，春秋。通高34.7、纽高2.4、肩宽19.5厘米，临沂市后明坡出土，临沂市博物馆藏。平顶略凹，有盘，圆肩外鼓，肩以下圆曲内收呈束腰状，底口微外扩，盘中置圆形纽。器表腰部饰有垂鳞纹带和三角纹，内填变体兽面纹。

铜筒帽

铜筒帽，春秋。通长17.7、直径7.1厘米，临沂市莒南县大店镇老龙腰村出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筒状，末端封闭稍凸。近口端有两道凸棱，上饰短斜线纹。仅末端有三个均匀分布的凸字形素面区域，上各有一穿孔。其余部位满饰凸羽状纹，上均有短斜线装饰。出土时筒帽套在圆木棒上，木棒已朽，用途应与敲击乐器相关。

铜镈钟

铜镈钟，春秋。高38.5厘米，临沂市莒南县大店镇老龙腰村出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钲间篆带饰两头兽纹，两鼓面及舞顶饰蟠螭纹，均内填勾连雷纹。

铜纽钟

铜纽钟，春秋。最大者通高24.2厘米，最小者通高14.9厘米，临沂市莒南县大店镇老龙腰村出土，莒南县博物馆藏。形式相同，大小相次。钲间篆带饰兽形纹，两鼓面及舞顶饰蟠虺（hui）纹，均内填勾连雷纹，钮饰绹纹。

“莒仲子平”铜纽钟

“莒仲子平”铜纽钟，春秋。最大者通高26.9厘米，最小者通高13.6厘米，临沂市莒南县大店镇花园村出土，山东博物馆藏。九件一套，形制相同而大小依次递减，长方形纽，螺状枚，钲间篆带与舞顶皆饰蟠虺纹，两鼓面饰蟠螭纹，内填重环纹和麻点纹。钟的正面钲间和两侧均铸铭文70字，记载了“莒叔之仲子平”铸造此套游钟的史实。该套编钟音阶精准，是莒国国君田猎郊游时的专用娱乐乐器，体现了东周时期莒国青铜铸造技术与礼乐文化特征。

山东沂水纪王崮春秋墓出土玉器，是春秋时期莒国高级贵族用玉的体现。其材质精良，雕刻技法精湛，纹饰主题神秘而生动，龙纹、虎纹以及人神交融的造型最为突出。这批玉器生动体现了东周时期玉器工艺的过渡与贵族丧葬文化的丰富内涵，具有重要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玉戈

玉戈，春秋。长15.3、宽4.6厘米，临沂市沂水县纪王崮春秋墓出土，沂水县博物馆藏。表面呈红褐色，玉质较好。前锋锐尖，略有中脊，上下有边刃，上下刃皆呈弧形。内雕镂成龙首形，制作精美，其前端钻有一孔，孔前有两穿。

玉人

玉人，春秋。高6.4、宽3.1厘米，临沂市沂水县纪王崮春秋墓出土，沂水县博物馆藏。青玉，呈片状，雕镂成蜷曲人身，细眉、圆眼、宽鼻。其胸部雕出一龙，龙蜷身吐舌。在人身后，亦雕一龙，长尾后卷、圆眼、吐舌而分叉。人、龙各饰卷云纹。此玉人为人龙合体，形象奇异。

莒文化生息于山海之间，既是东夷故地的传承，亦是四方交融的枢纽。多样的莒文化物质文明将引领您走进莒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交流互鉴——从齐、鲁、莱等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影响，到吴、越、楚的风格交汇；从贵族墓葬中的多元印记，到“毋忘在莒”的精神回响，在这里，交流成为桥梁，融合铸就生机，共同谱写出一段兼容并蓄的文明序章。

在莒文化边缘地区如沂源、安丘、沂水等，常见多种文化因素出现于同一墓葬的情况，也说明莒文化与周边诸文化交流密切。安丘东古庙遗址位于春秋时期齐、莒相交的边缘地带，出土春秋早期青铜器以莒文化风格为主。

铜鈹（pi）是东周时期的一种青铜器，多用以盛水或酒，分为多种形制，其中扁圆体铜鈚主要发现于山东境内齐、鲁、莒等地。

龙凤纹铜鈚

龙凤纹铜鈚（pi，二声），春秋早期，高27.6，腹宽19.2厘米，潍坊市安丘市东古庙遗址出土，安丘市博物馆藏。身扁圆，侈口呈长方形，肩部有对称的兽首形耳，腹微鼓，腹下部一横耳残缺，平底微凹。肩部饰蟠螭纹，腹部饰龙凤纹。

齐侯四器：敦、鼎、盘、匜

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出土“侯母”青铜壶。“侯母”青铜壶是鲁国青铜器的杰出代表之一，盖沿和壶口有一圈对铭：“侯母乍侯父戎壶，用征行，用求福无疆。”大意是，侯母为丈夫侯父制作了此壶，用于行军打仗，祈求他平安归来，福佑无疆。可见此种器形是用于“征行”的军用青铜器。

铜壶

铜壶，春秋，通高43，口径10.3，底径18.4厘米，日照市崮河崖墓地出土，日照市博物馆藏。器身整体呈卵形，子母口带盖。深鼓腹，平底下有圈足，肩部、下腹部各有一对称环耳，盖顶有圆形捉手。器物满饰纹饰，纹饰带之间以细阳纹或浅凹槽为界，最上部为窃曲纹，上腹部、下腹部饰浅凹槽组成的三角纹，内填三角直线纹，腹中部为回首卷龙纹。盖顶捉手内饰卷云纹，盖顶饰窃曲纹，盖缘饰重环纹。

“黄太子伯克”铜盆

“黄太子伯克”铜盆，春秋。通高27、口径22.3厘米，临沂市沂水县刘家店子墓地M1出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束颈，折肩，小底内凹，肩两侧有兽首衔环耳。覆钵形盖，盖顶三虎纽，虎作爬行状，盖中部有一对铺首衔环，盖沿有四枚兽首卡纽。器盖、身满饰多条蟠虺乳钉纹带，纹饰带之间以绹索纹相隔。盖、底同铭，行款略有不同：“隹（zhui，一声）正月初吉丁亥黄太子伯克作口盆，其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之。”

春秋末期，莒国内外交困，国力渐衰。至战国早期，莒地被齐国攻占。莒地所发现战国时期齐、韩、燕等国的器物及铭文，反映了战国时期诸侯征战的频繁。

莒国在战国中后期被强大的齐国纳入版图，政治疆域的变更带来了深刻的文化整合，莒文化并未消失，而是开启了融入更高层次地域文明|齐鲁文化——的进程，并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

铜镈钟

铜镈钟，战国。通高50、铣间39、鼓间31厘米，潍坊市诸城市臧家庄战国墓地出土，诸城市博物馆藏。下口平齐，铣部略鼓，镈钟平舞，两蟠龙状纽。周身饰龙纹、旋涡纹和云雷纹。顶部的纽龙作张口着地、龙身缠绕状，龙身有繁缛的鳞纹装饰。钲部、鼓部都有蟠螭纹，上有复杂的鳞纹装饰。钲两侧饰篆带，枚上也均有蟠虺纹装饰。下端近口部铸有铭文“（上陈下土）（左立右匊）立事岁十月巳亥莒公孙朝子造器九”十七字。同出7件，器型、花纹、铭文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