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台北阳明山。
那几天的空气沉得像灌了铅，压得人喘不过气。
刚败退到台湾的蒋介石，心情差到了极点。
他坐在那儿，阴沉着脸，死死盯着眼前站着的一个中年男人。
这男人一身破烂，瘦得像个骷髅架子，说自己是国民党第七十军军长高吉人，是从徐州那边的战俘营里“爬”回来的。
老蒋这会儿那是谁都不信。
你想啊，淮海战场也就是徐蚌会战，几十万精锐都给包了饺子，杜聿明被抓了，黄维也被摁住了，怎么就你高吉人能全须全尾地跑回来？
这怕不是对面故意放回来的“钉子”吧？
面对这种要命的质疑，高吉人一句话没辩解，只是默默解开了那件脏得看不出颜色的军装扣子，露出了胸膛。
那一刻，屋里的人估计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那哪是胸膛啊，根本就是一块烂肉拼凑出来的“地图”。
左边的肋骨深深地凹进去一块，上面趴着两道像大蜈蚣一样的十字疤痕，红肉还在那翻着，明显是刚愈合不久的贯通伤。
这一露，比说什么都管用。
老蒋看了半天，挥挥手让他下去了。
这一关，算是过了。
但这事儿吧，咱们得把时间轴往回拨三个月。
看看这个为了活命，能把自己尊严踩进泥里的狠人，到底经历了什么。
在生死的修罗场里，所谓的将军威严，连个馊馒头都换不来。
1948年12月，徐州西线已经是地狱模式了。
高吉人的七十军本来是接令去救黄百韬兵团的，结果那个著名的“猪队友”刘峙一顿微操，黄百韬没救成，七十军自己也被包进了铁桶阵。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高吉人本来是有机会坐飞机走的，那是真正的“头等舱”待遇。
当时南京方面一看局势崩了，老蒋特意派了一架C-47运输机，冒死飞进包围圈接人。
这待遇全军也就邱清泉这种嫡系或者高吉人这种重伤号能有。
当时高吉人胸部刚中弹，血流得把担架都浸透了，好不容易被警卫抬上了飞机。
可就在大家以为逃出生天的时候，最离谱的一幕发生了。
飞机引擎轰鸣了几下，居然趴窝了。
飞行员那一头汗啊，最后只能无奈地摊手：天太冷，油路冻住了，死活飞不起来。
这大概就是命。
老天爷把门焊死了，谁也别想走。
第二天，七十军全线崩溃。
高吉人躺在担架上成了俘虏。
按理说，像他这种级别的中将，被俘后待遇不会太差。
参考后来的杜聿明、王耀武，都是送进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虽然没了自由，但起码吃喝不愁，还能看病，表现好点过个几十年还能特赦。
但高吉人是个另类。
他在战俘营醒过来的第一反应，不是后悔，也不是绝望，而是——老子要跑。
当时那个战俘营，其实就是临时征用的一个旧日本军营。
和他关在一个屋里的，还有第八军的副军长华心权。
这俩人现在的配置简直绝了：一个胸口大洞高烧不退，一个腿部残疾走不了路。
在负责看守的解放军战士眼里，这俩人简直就是“放心肉”，根本不用严加看管。
一个快死了，一个瘸子，能跑到哪去？
恰恰就是这种“放心”，给了高吉人唯一的空子。
当一个人连死都不怕的时候，他就能干出最不可思议的事。
谁能想到，一个曾经指挥千军万马的中将，这会儿把毕生的战术素养，全用在了研究厕所上。
战俘营的厕所是那种老式的旱厕，连着后面一个巨大的露天化粪池。
那地方臭气熏天，冬天都在冒着白烟，平时看守都不愿意往那跟前凑。
高吉人就拖着半条命，假装去上厕所，其实是在那儿目测水位和落差。
他发现，那个粪池子底下有条排污的暗沟，直通围墙外面。
路是找到了，但这路，一般人真走不了。
12月下旬的徐州，冷得那是真刺骨。
尤其还是雨夹雪的鬼天气。
高吉人跟华心权一合计，决定动手。
凌晨两点，趁着夜色最浓的时候，这俩难兄难弟行动了。
他们没有像电影里那样把守卫打晕，而是选择了最卑微也是最有效的方式——钻粪坑。
咱们可以脑补一下那个画面：数九寒冬，冰冷刺骨的粪水混合着各种污秽物，瞬间漫过高吉人胸口那个还没长好的伤口。
那种剧痛，再加上那股令人作呕的恶臭，足以让人当场昏厥。
但他硬是一声没吭。
为了不惊动哨兵，他甚至不敢大口呼吸，只能用嘴叼着半块破布。
他手里死死攥着一把不知哪找来的铁钩子，勾着池壁粗糙的砖缝，像条在淤泥里挣扎的濒死的大鱼，一点一点往外挪。
跟在他后面的华心权更惨，腿脚不好，几乎是被高吉人硬生生拖着在粪水里爬。
那条排污沟不到一百米，可这俩人足足爬了一个多小时。
等他俩终于从围墙外面的排污口像两坨烂泥一样挤出来的时候，两个人身上爬满了白色的蛆虫，那味道，顶风都能臭出三里地。
这时候，什么中将的尊严，什么党国的荣耀，全都被这粪水冲得一干二净。
只剩下两个为了活命，把自己变成“非人”生物的可怜虫。
这才是战争最残酷的一面：它不光要你的命，还要把你的体面撕得粉碎。
但这还只是第一步。
从徐州到长江，这一路几百公里，全是解放军的防区和关卡。
这两个曾经衣着光鲜的高级将领，彻底变成了叫花子。
而且他们还不敢洗澡——因为身上那股令人作呕的恶臭，成了他们最好的通行证。
没人愿意靠近两个臭烘烘、浑身生疮的流浪汉查证件。
这一路，他们偷过农民地里的红薯，睡过乱葬岗的坟圈子，甚至在淮河边跟野狗抢过吃的。
高吉人的伤口因为泡了脏水，反复化脓溃烂。
没有药，他就找个破布条勒紧，疼得满头冷汗也只是咬牙挺着。
那个曾经在缅北战场上跟日本人拼刺刀、自诩“硬骨头”的汉子，在这一路逃亡中，把这一辈子能吃的苦，一次性全预支了。
后来有人回忆说，高吉人回到南京的时候，就连他老婆第一眼都没认出来，以为是哪来的乞丐上门讨饭。
这其实是个特别值的玩味的对比。
就在高吉人像野狗一样在荒野里逃窜的时候，他的老上级杜聿明正在战犯管理所里，开始接受正规治疗。
虽说是战犯，但共产党那是真给治病，后来杜聿明身体养得不错，晚年还当了政协委员。
而选择了“宁死不屈”的高吉人，虽然保住了所谓的“气节”，却把自己半条命搭进去了。
回到台湾后，老蒋虽然信了他，但也给了他一个“要命”的差事——去金门当第五军军长。
那时候的金门是个什么地界？
那就是火药桶的引信，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之一。
老蒋的心思也直白：你既然命大死不了，粪坑都淹不死你，那就去最前线给我顶着。
高吉人也没含糊，在金门一待就是好几年。
住的是潮湿的地窖，吃的是发霉的战备粮。
据说在后来金门炮战打得最凶的时候，炮弹就在头顶上飞。
部下劝他躲一躲，这老哥点着烟，指着胸口那块烂肉伤疤，淡淡地说了句：“老子粪坑都泡过，还怕这几个铁疙瘩？”
这话听着是豪横，是一条硬汉，可细琢磨，全是心酸。
晚年的高吉人，在台湾过得非常低调，几乎是深居简出。
他很少跟人提当年的那些战功，更不提那场惊心动魄的“粪坑越狱”。
那个充满恶臭的夜晚，成了他一生挥之不去的梦魇，也是他后半生苟活的起点。
1979年，高吉人在台北病逝。
他临走前，也没给儿女留什么豪言壮语，就给家里人留了一句话：“帮我回一趟老家靖边。”
直到1994年，他的妻子张慧贞才带着他的骨灰，跨过那道浅浅的海峡，回到了陕西靖边老家。
在老家的县志里，关于这个人的记载少得可怜。
没有对他功过的评判，没有对他立场的指责，家乡人只把他当做一个离家多年、终于落叶归根的游子。
现在咱们回过头来看高吉人这个故事，看到的不是什么非黑即白的脸谱。
他站在了历史潮流的对立面，这是定局。
但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在绝境里爆发出的那种求生欲，以及为了活下去所付出的惨痛代价，确实让人心里五味杂陈。
那晚的粪水，洗掉了他身上所有的勋章和傲气，让他看清了战争最本质的面目。
在死亡面前，将军和乞丐，其实没有任何区别。
高吉人爬出了那个粪坑，逃到了那个孤岛，但他真的“逃”出来了吗？
或许，那个满身污秽、在黑暗中挣扎的夜晚，困了他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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