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五年正月，北京城飘着雪。
张集馨站在自家门口，看着债主递过来的借条，叹了口气。借了整整一万多两，不知道啥时候能还清。
他心里也有点底，因为这次去陕西，接的是督粮道。官场上都知道，陕省道府，最盼着的就是能署理粮道。
01
张集馨到陕西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接收粮库。
东西两座粮库，按规矩应该有二十万石粮食。前任方用仪交接的时候笑眯眯的，说都在库里，您清点就是。
张集馨派人一查，心就凉了半截。账面上二十万石没错，可实际少了整整四千石麦子。
四千石哪去了？方用仪的家人在交接前半个月，趁着混乱提出来倒卖了。
张集馨找方用仪理论，对方一摊手，我人都走了，您能咋办？张集馨气得够呛，可也没办法，只能自己贴钱补上窟窿。
四千石麦子，按当时价格得一万两左右。张集馨来陕西的路费都是借的，哪来钱补亏空？
张集馨心里有数，陕西督粮道一年的“盈余”有三四十万两。补个一万两的窟窿，算不上大事。
关键是，盈余从哪来？
02
陕西督粮道管着全省的军粮。每年从五月开始征收，第二年上报户部。
账面上收二十万石粮食，实际八旗和绿营的粮饷定额只有十九万石。剩下一万石，就成了督粮道衙门的私产。
朝廷知道吗？知道。可朝廷不追究，因为属于灰色收入，不合法也不违法。
一万石粮食，折合白银一万两左右，只是最基本的收入。
真正的大头在别处。陕西地处西北要道，通往西藏、新疆、甘肃、四川，都得经过这里。每次朝廷用兵，军粮调拨都要经过督粮道的手。
第二次金川之役，光兵器、火炮、弹药就花了几千万两。阿桂报销军费，账目里有大量水分，具体多少进了各级官员的腰包，天知道。
督粮道最盼着打仗。大仗能捞几万两，小仗也有几千两，一任三年下来，十几二十万两跑不了。
张集馨在任三年，赶上新疆那边闹事，光军粮调拨这一项，就让他轻松捞了十几万两。
03
比起陕西督粮道，户部银库郎中更肥。
这个职位有个特殊要求，必须是满人，而且是上三旗的满洲人。蒙古人不行，汉军旗也不行。
为啥要求这么严？因为银库是国家的命根子，全国的财政收入都汇到这里。
道光初年，账面上国库存银两千多万两。听着挺多，可实际一查，只剩九百多万两。
剩下的一千多万两哪去了？都进了各级官员的腰包，银库郎中分得最多。
银库里有个传统技艺，库丁们靠着祖传秘方，从国库偷盗银两。可没有银库郎中点头，库丁们根本干不成。
所以银库郎中才是最大的受益者。干满一任三年，少说也能捞个十几二十万两。运气好点，三代人都吃喝不愁。
这个位置风险也大。一旦查出亏空，银库郎中就得自己赔。赔不起就全家入辛者库，给皇上当家奴。
所以银库郎中捞钱的时候，心里也得掂量着，别捞得太狠。
04
兵部武库司郎中也是个肥差。
这个位置管全国的兵器军械。只要打仗，就有发财的机会。
乾隆年间第二次金川之役，耗费白银七八千万两。其中兵器、火炮、弹药占了很大比例。
武库司在调拨军械的时候，操作空间大得很。一门火炮报价一千两，实际成本五百两，中间的差价就进了武库司郎中的腰包。
武库司最盼着打仗。太平时期，武库司郎中一年也就捞个几千两。可一旦打仗，尤其是打大仗，一年就能捞个几万两。
每次朝廷准备用兵，武库司的官员都特别积极，恨不得立马开战。
05
工部营缮司郎中也不差。
这个位置管全国的工程项目。修路造桥，宫殿庙宇，都归营缮司管。
内务府也管皇家工程，可内务府只管小工程。朝廷明文规定，工程造价超过五百两，就得移交工部营缮司。
营缮司捞钱的门道很多。一个工程预算一万两，实际花费五千两，剩下五千两就进了营缮司郎中的腰包。
或者工程质量偷工减料，用次品材料冒充好料，中间的差价也归营缮司。
道光年间，北京城修个城门，预算三万两，实际花费不到两万。剩下一万多两，营缮司郎中和手下人分了。
工程年年有，银子年年拿。营缮司郎中干满一任，捞个十万八万两不成问题。
06
吏部文选司郎中捞的是“人情钱”。
文选司掌管全国文官的任免。想升官，想调个好地方，都得经过文选司的手。
官场上坑少萝卜多。不钻营，不打点，只能永远坐冷板凳。
所以文选司一放缺，就有一缺的银子拿。知县想升知府，得送个几千两。知府想当道员，得送个上万两。
当然，文选司的收入比不上户部和兵部。毕竟文选司不直接和银子、物资打交道，只能收“人情钱”。
文选司的好处是稳定。打仗有战有和，工程有多有少，可升官调动年年都有。
文选司郎中干满一任，稳稳当当能捞个五六万两。
07
内务府是个特殊存在。
这个衙门职官三千多人，比户部还多十倍。主要职能是管理皇家事务，日膳、服饰、库贮、礼仪、工程，全归内务府管。
内务府最有名的就是采购。采购价格比市场价翻了几十倍，还美其名曰“天家特贡”。
在这个利益链条上，别说内务府总管大臣，就是不入流的笔帖式也能分一杯羹。
问题是，内务府哪个职位最肥？单拿出来，好像没有哪个能超过户部银库郎中。可平均下来，内务府绝对是京城各衙门中油水最多的。
内务府的钱哪来？一部分来自皇庄地租，一部分来自各地岁贡和官员报效，还有一部分来自垄断东北的貂皮、人参贸易。
乾隆时期，内务府银库常年保持在几百万两。到了道光咸丰年间，虽然国库吃紧，可内务府的银子反而越来越多。
08
各税关监督是个轮流坐庄的肥差。
全国有三十多个税关，分布在各省要道。这些税关每年都有固定的税收任务，可任务不重。大的税关十几二十万两，小的只有几万两。
问题是，收税制度很混乱。收还是不收，收多还是收少，全看税关监督的心情。
皇帝也知道税关是笔烂账，干脆就把税关监督当成一种经济补偿，授予满蒙旗人和内务府包衣。
说白了，皇帝就是故意让他们去捞钱的。为了让大家都有机会，任期只有一年。今年这个奴才捞几万两，明年换另一个奴才捞几万，大家都有钱赚。
乾隆帝说得很明白，“税关关差之选，此等得项较优之差，自应令其均沾普及”。就是让大家利益均沾。
税关监督虽然任期短，可油水足。一年下来，少的也有几万两，多的能到十几万两。
09
督粮道为啥这么肥？
张集馨算过账。督粮道衙门有东西两座粮库，每年征收二十万石粮食。八旗、绿营定额十九万石，剩下一万石折银一万两，这是明面收入。
真正的大头是接待费。西安是通往西北的要道，过往官员都得粮道接待。接待完了，官员得给“规礼”。
巡抚每季度给一千三百两，一年五千二百两。将军、副都统、八旗协领，每年春秋各宴请一次，每次得花几千两，可这些钱最后都会以“规礼”的形式还回来，而且还得翻倍。
西北常年用兵，军粮调拨全经过督粮道的手。调拨一万石军粮，账面上报两万石，中间差价就归督粮道。
新疆打仗，陕西是后勤基地。军械、粮草、马匹，全从陕西调过去。督粮道在中间做手脚，一次就能捞几万两。
张集馨算下来，一年下来，除了请客送礼打点上下，自己还能落个十几万两。三年任期满了，还清之前欠的债，还能剩下几万两。
所以才被称为“天下道府第一肥缺”。
10
扬州知府也是个肥差。
扬州守着两淮盐政这个聚宝盆。两淮盐税占全国盐税的一半，盐商个人财富最高达千万两，最少也有一二百万两。
扬州盐商出了名的阔绰。康熙年间，治河经费不足，扬州盐商一次就捐出三百万两。乾隆首次南巡，扬州盐商捐银一百万两修行宫，乾隆当场给多名盐商封官加爵。
扬州知府和盐商的关系，说是官商也行，说是合伙人也行。盐商要靠知府关照，知府也要靠盐商孝敬。
盐商孝敬起来，出手大方得很。扬州知府一年的“规礼”收入，少说也有十几万两。
三年知府做下来，二三十万两是保底的。这还不算其他灰色收入。
11
夔州知府更特殊。
夔州在四川，地方不大，可位置特殊。长江三峡的东端，是川东的门户，也是川盐出川的必经之地。
夔州知府掌握着川盐税收。川盐行销湖北、湖南，税收巨大。朝廷规定，川盐出川要缴税，这个税就由夔州知府征收。
征多少？夔州知府说了算。川盐商人要想少缴税，就得给夔州知府送礼。送多少？看心情。
据说夔州知府一年的“规礼”收入能到十万两，比一般省份的布政使还多。这个数字是不是夸张，不好说，可夔州知府确实是全国知府中最肥的几个之一。
12
两江总督更不用说了。
两江总督是封疆大吏，管江苏、安徽、江西三省。这三省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税收占全国三分之一。
两江总督的正俸和养廉银加起来，一年也就一万多两。可实际收入呢？
金安清在《水窗春呓》里记载，两江总督一年能拿三十万两。这三十万两从哪来？
一部分来自下属官员的“规礼”。三省的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知府，每年都得给总督送礼。送多少？按职位定，布政使一年得送一万两，道员几千两，知府也得几千两。
一部分来自盐商。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盐商要想做生意，就得给总督送礼。盐商有钱，送起来大方得很。
还有一部分来自工程。修河堤，修城墙，修官道，工程预算里都有两江总督的份。
三年总督做下来，上百万两是跑不了的。
13
这些肥缺一空出来，官场就疯了。
有个叫宜麟的司官，本来已经谋到山西河东道盐务这个肥缺。可他还不满足，又花钱钻营，谋到了奉天东边道“东三省第一优缺”。
东边道管税务，一年能捞十几万两。宜麟为了这个位置，花了多少钱？没人知道，可肯定不少。
云南有个盐务官叫盐提举，也是肥缺。有个叫文源的京官，花钱捐纳得到这个职位。到任后大发其财，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十年，攒了几十万两。
还有个叫琦璘的京官，羡慕地方官的收入，把老婆的嫁妆都卖了，捐了个知府。
官员们为了肥缺，不惜砸锅卖铁。为啥？因为只要谋到一个肥缺，三年下来，不仅能把本钱赚回来，还能净赚几十万两。
14
皇帝也拿肥缺当工具使。
户部三库的司官、库使，全部定为满缺，只选用满洲旗人。为啥？因为这是肥缺，皇帝要留给自己人。
工部四司的司官，满缺是汉缺的四五倍。为啥？因为工部是“金工部”，油水多，得照顾满人。
税关监督更是轮流坐庄。全国三十多个税关，监督任期一年一换。皇帝说得明白，“此等得项较优之差，自应令其均沾普及”。
说白了，皇帝就是用肥缺笼络人心。今年让这个奴才发财，明年让那个奴才发财，大家都有钱赚，自然对皇帝死心塌地。
这套制度从康熙一直延续到清末，从来没变过。
15
雍正曾经想改革。
雍正上台后，推行“耗羡归公”，实行养廉银制。什么意思？就是把官员的灰色收入合法化，统一收上来，再按级别发养廉银。
理论上，官员拿了养廉银，就不应该再收其他钱了。可实际呢？
耗羡归公只维持了二十年，就恢复原样了。为啥？因为改革不彻底。
雍正规定，多征的部分仍然叫耗羡，允许官员征收。这就等于承认了耗羡的合法性。而且耗羡征多少，没有明确规定，全看官员自己。
结果，耗羡不能再作为加征名目，官员们就发明了新名目，叫“浮收”、“勒折”。这些名目比耗羡还狠。
到了乾隆中期，浮收、勒折已经盛行，比雍正之前还厉害。
16
道光咸丰时期，官场腐败到了顶峰。
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里，毫不避讳地记下了陕西督粮道的收入。金安清在《水窗春呓》里，列了个清单，两江总督年入三十万，粮道最肥的也是三十万，知府肥缺二十万。
这些数字，在当时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大家都知道，可没人去管。为啥？因为从上到下都在捞钱，谁也别说谁。
道光皇帝自己也知道，可他能咋办？国库吃紧，军费不足，只能靠这些官员帮忙筹款。这些官员肯帮忙，就是因为手里有油水。
要是把油水都断了，官员们还肯卖力吗？
所以道光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不知道。
17
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义，清廷财政彻底崩了。
朝廷没钱打仗，只能靠这些肥缺官员筹款。两淮盐政的钱，大量充作军饷。各省督抚的“小金库”，也都拿出来充军费。
可这些钱从哪来？还不是从老百姓身上榨出来的。
盐商为了维持垄断地位，不断提高盐价。老百姓吃不起官盐，只能买私盐。私盐一多，官盐卖不动，盐商亏本，就更要提高盐价。
恶性循环，最后受苦的还是老百姓。
道光二十九年，陶澍改革两淮盐政，打破垄断，实行票盐制。任何人交税就能贩盐，不再限定行销地点。
改革后，盐价下降，老百姓得了实惠，国家税收也增加了。可那些靠垄断发财的盐商和官员，全都垮了。
张集馨这一代官员，赶上了肥缺的最后辉煌。再往后，随着改革深入，这些肥缺的油水越来越少。
到了光绪年间，肥缺虽然还在，可油水已经不如从前了。陕西督粮道还叫这个名字，可年收入已经降到十几万两，远不如道光年间。
清末新政，朝廷推行官制改革，很多肥缺被裁撤或者合并。户部改成度支部，工部并入农工商部，这些部门的肥缺也跟着没了。
1911年，清朝灭亡。那些曾经让官员们挤破头的肥缺，也随着大清一起结束了。
张集馨晚年写《道咸宦海见闻录》，记下了陕西督粮道的种种，也算是给后人留了个见证。他在书里感叹，督粮道这个位置，确实肥，可也确实累。
每天接待过往官员，春秋两季宴请将军和协领，年终还得给巡抚送“规礼”。表面风光，背后辛苦。
张集馨也承认，三年下来，还清了债，还攒了些家底，也算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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