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佐科当选印尼总统的时候，这个世界最大的群岛国家正站在十字路口。
一万七千多个岛屿散落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听起来很美，但管理起来是个大麻烦。
岛与岛之间交通不便，经济发展不平衡，环境问题又一大堆。
佐科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提出“全球海洋支点”战略。
这个战略刚提出来的时候，很多人搞不清他到底想干什么。
把印尼打造成海洋强国？听起来挺宏大，但具体怎么操作呢？
佐科的思路其实很清楚，就是要把散落的岛屿连成一个整体，让海洋从阻碍变成优势。
佐科团队很快发现，光喊口号没用。
印尼的海洋经济要发展，绕不开一个现实问题，气候变化正在威胁这片海域。
海平面上升、海水温度变化、海洋污染，这些问题不解决，什么海洋支点都是空谈。
更何况，印尼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里一直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
长期以来被西方发达国家牵着鼻子走，这种不安全感让印尼政府意识到，必须找到自己的定位。
气候治理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通过参与全球气候合作，印尼可以在保护海洋产业的同时，提升自己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这个逻辑听起来有点绕，但仔细想想确实说得通。
你要发展海洋经济，就得保护海洋环境，而保护环境又能让你在国际气候谈判桌上占据一席之地。
佐科政府把这套思路称为“建设者”身份认知，不再被动接受西方国家制定的规则，而是主动参与规则制定，用绿色发展来重塑国家形象。
这个转变看似简单，背后却是整个国家战略的调整。
佐科的第一个任期从2014年到2019年，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建设上。
印尼的岛屿太分散了，想要发展经济，得先把路修通。
这个时期推出的Nawacita战略，列出了9个优先事项，其中就包括可再生能源开发和生态友好型产业培育。
2015到2019年的国家中期发展规划里，明确写入了绿色转型的内容。
当时雅加达等大城市的空气污染已经很严重了，政府必须拿出实际行动来应对。
那几年的政策还比较传统，主要是修路、建港口、搞电网，绿色元素更多是作为配套出现的。
到了第二个任期，也就是2019年到2024年，佐科的打法明显变了。
能源安全成为核心议题，政府推出了三个维度的政策组合。
一是加强油气资源勘探，降低对外依存度，二是优化国有能源企业的运营效率，三是升级能源输送网络，同时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
2019年，佐科提出“黄金印尼2045”发展纲要，把目标定在了建国一百周年。
这个纲要的核心不再是传统基建，而是产业价值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
很显然，政府意识到光靠修路架桥不够，必须从产业结构上动手术。
说到佐科任期内最大的动作，怕是最有体会的就是新首都建设了。
把行政中心从雅加达搬到东加里曼丹，这可不是简单的地理位置变化。
新首都的名字叫努山塔拉，按照《国家首都法》的规划，这里要建成智能管理系统和低碳技术的示范区。
爪哇岛的城市群已经过度拥挤了，雅加达的交通、污染、地面沉降问题都很严重。
搬迁首都一方面是为了纾解爪哇岛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要构建“去中心化”的经济格局。
把政府机构搬到加里曼丹，可以带动东部地区的发展，同时在新首都实践绿色建设理念。
交通领域的转型也在同步推进，2025到2035年的国家低碳交通发展白皮书已经出台了，政府还专门制定了清洁能源车辆融资监管新规。
这些政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推动电动化交通体系的建立。
金融创新方面，印尼玩出了自己的特色。
作为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尼发行了环保型伊斯兰债券，也就是Eco-Sukuk。
这种债券既符合伊斯兰金融教义，又能为绿色项目融资。
2030国家可持续金融战略给了这些创新工具法定地位，让绿色金融有了制度保障。
如此看来，印尼在绿色转型上确实下了功夫。
但光有政策框架还不够，得有实实在在的项目落地。
蓝碳生态系统治理就是个典型案例，过去50年里，印尼近一半的红树林消失或退化了，水产养殖和海岸开发造成了巨大的生态压力。
红树林不仅是海洋生物的栖息地，还能吸收大量二氧化碳，是天然的碳汇。
失去红树林，对印尼的海洋经济和气候目标都是双重打击。
2017年，佐科签署了海洋政策第16号总统令，把蓝碳发展正式纳入海洋环境保护工作计划。
到了2020年，新一轮国家中期发展计划里，红树林湿地修复、海洋生态牧场、海上风电光伏等项目都被列为重点。
这些项目的逻辑很清楚，利用海洋生物吸收固定二氧化碳，既能发展海洋经济，又能缓解气候问题。
本来想着这只是个环保项目，但后来发现，蓝碳市场的经济价值也不小。
碳交易、生态旅游、可持续渔业，这些都能带来实际收益。
佐科的绿色政策和前任总统苏西洛有明显区别，苏西洛时期也提过环保，但更多停留在口号层面。
佐科上台后，专门制定了《支持印度尼西亚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规划与财政战略2015-2020》，把绿色经济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方式。
不是为了环保而环保，而是要通过绿色转型来推动经济增长。
这个思路在发展中国家里算是比较超前的，经济转型战略有三大支柱，发展下游产业、推动绿色经济、实现数字化转型。
政府的目标是降低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产业的比重，同时培育新的增长点。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涉及到产业结构调整、就业安置、技术引进等一系列复杂问题。
毫无疑问，佐科政府在气候治理上扮演了多重角色。
在国内，政府是气候治理法规和政策的制定者，要平衡各方利益，协调不同部门的行动。
面对气候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政府又是仲裁者，需要拿出解决方案。
但最核心的身份还是“建设者”，所有的气候治理措施，最终都服务于国家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结构绿色转型这个大目标。
在不同场景下，这些身份特征会有优先级的变化，但建设者的定位始终是主线。
这种身份认知的转变，反映了印尼作为新兴经济体的自我定位调整。
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国际规则，而是要主动参与全球治理，在气候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从2014年到2024年，佐科的两个任期见证了印尼绿色转型的完整过程。
从最初的海洋支点战略，到后来的全面绿色发展，这条路走得并不轻松。
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金融工具创新、生态系统修复，每一步都需要真金白银的投入和制度层面的保障。
印尼的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借鉴意义，如何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找到平衡？如何利用气候治理提升国际话语权？如何把绿色转型变成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印尼的实践至少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佐科政府用十年时间证明，发展中国家不是只能在环保和发展之间二选一。
通过系统性的战略规划和持续的政策投入，完全可以走出一条绿色发展的新路。
这条路或许不完美，但至少方向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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