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刚解放那会儿，有多乱？一边是街头锣鼓喧天，贴标语、挂红旗，大家说终于盼到解放；另一边，黑暗角落里，枪、无线电、特务小组，全都在等一个时机。
在这座刚从战火里捞出来的大城市里，陈毅成了所有人目光的焦点：老百姓盼着他重建秩序，台湾那边的特务想干掉他，捞个“头功”。
很少有人知道，后来奉命来暗杀他的那个杀手，居然是当年给他端过茶、背过枪的老部下。
1949年，上海刚拿下来时，表面看是“解放了”，底下却一团糟。
国民党败退，没来得及跑掉的散兵游勇就地消失，八个潜伏小组埋在各行各业，还有一拨拨从海上、从沿海城市往里钻的特务。
政府要接收工厂、恢复电力、管粮食，还得防着哪天突然一声枪响，把刚立起来的市长给放倒了。
有天，陈毅桌上扔来一个信封，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他打开一看——一颗黄灿灿的子弹，什么话都没有。
意思再明白不过：你在我的枪口里。
他没拍桌子，也没震怒，就笑了一声，把东西丢在一边，继续开会。
几天后，公安部门截获的密电，把这场风波的主角彻底暴露出来——刘全德，保密局直属行动组上校，带着电台、银元和两名杀手，潜回上海来“办大事”。
这一行简历往下看，大家都愣了：红军出身，当过陈毅的贴身警卫。
当年在江西，还是红军时期，刘全德只有十四岁，扛着家里那杆老枪跑来参军，人瘦得跟竹竿一样，却一点不怯场。
演习时，他用步枪打掉远处树梢上的一个小目标，被站在旁边的陈毅看在眼里，当场点名：“这个小鬼，跟我。”
从那以后，他就贴着陈毅当警卫，一边护卫首长，一边真刀真枪地上前线，那时的他，信仰、冲锋、服从，这些词搅在一起，就是他的人生。
后来组织派他去上海做地下工作，他一开始也确实按规矩来，传情报、摸情况。
可到了1935年，在武昌执行任务时，他落网了。
审讯室里，灯光照了一整夜，二十个小时以后，他签了字，成了军统的人。
他为什么会变？信仰动摇、怕死、被洗脑，还是别的什么诱惑？没有人能把那一刻说清楚，但从那之后，他就再也回不到原来的路上去了。
戴笠很快就看出他的“油水”：懂共产党怎么运转，又有实战经验，还能扮得像个“自己人”。
于是送他上特训班，暗杀、爆破、伪装、反跟踪，一条龙训练。
毕业考核时，他用短枪三秒打穿五个移动靶，教官看了半天只丢下一句：“这是个机器。”
“刘全能”这个绰号，就这么传开了。
在后来那段最黑暗的岁月，他做了不少“脏活”，有一次，一个带着重要情报名单投靠汪伪的家伙刚从“76号”门口出来，还没走出几步，胸口就开了三个洞。
他不拖泥带水，扣扳机、转身消失，就像完成了一次普通任务。
这些“业绩”，让军统那些大佬对他另眼相看，再后来，抗战结束、内战打到尾声时，他在上海的地下网已经盘得相当熟。
等到1949年解放军进城，很多特务跑的跑、投降的投降，他也被抓了一回。
但他很快判断出来：自己这个身份，情报系统还有空白，于是顺势演了一出“积极投诚”的戏，说愿意为新政府效力，那时候局势乱，当真把他给放了。
他走出看守所，连头都没回，直接转道上船，从舟山、厦门一路绕去台湾。
毛人凤见他，开门见山就给了一个“天字号任务”：回上海，刺杀陈毅。
他们很清楚，这个局安排得够狠——要动的人，是当年刘全德最熟悉的首长；要下手的地方，是他混了十年的城市。
所有熟悉，变成杀人的便利。
消息传到上海这边，公安系统立刻绷紧了弦。
市局成立了专门指挥小组，把“刘全德案”单列出来，港口、码头、沿海通道都加强检查，同时把他过去在上海接触过的人，重新翻了一遍。
在这场你来我往的暗战里，真正起作用的，往往不是电影里那种飞檐走壁的动作，而是一些“边缘人物”。
其中一个叫陆仲达，曾在旧警察系统干过，解放后因为历史问题被清退，日子过得很拮据，公安局上门找他谈话，不是简单威胁，而是给了他一个台阶——“立功赎罪，帮忙把人揪出来。”
这事，他答应了。
11月的一个晚上，他去敲刘全德老友姜冠球家的门，本来只是试探一下，结果一推门，直接撞见刘全德坐在客厅里。
那一瞬间，气氛很难形容，陆仲达强撑着寒暄几句，借口有事先走，刘全德没起疑，觉得不过是旧同行来串门。
但对指挥小组来说，却是个信号：人已经进圈了，而且习惯藏在老关系里。
于是策略立刻调整，从“大范围撒网”改成“盯住几条关键线”，哪条线动，就在哪儿下手。
很快，第二个关键人物出现——高积云，刘全德过去带过的学生兼搭档，同样被劝说参与布控。
11月9日上午，他按安排去另一位老关系史晓峰家串门，表面上是聊家常，实际上是在确认落脚点。
当他被“带到楼上见个老朋友”时，门一开，刘全德又出现了，这次还挺放松，脸上挂着点得意：他大概觉得，上海这片地盘对他来说，还是那么熟。
饭桌上，他不怎么聊具体事，只不停劝酒，想把高积云灌翻，高积云心里明白，只能装醉，借着“吐得不行，要回去睡”的借口走人。
出了门，他没回家，而是一路小跑去街口，把两名解放军巡逻兵拉到一边，把实情一股脑说了。
几分钟后，他又出现在史晓峰门口，笑嘻嘻地说“醉得车都骑不了，借地方睡一晚”，话还没说完，就一脚踹开门，两名战士冲上楼，把正在床上歇着的刘全德牢牢按住。
持续了十多天的暗战，到这一下子宣告结束。
接下来，法律程序很快：案底一翻，全是血账。
他当年参与暗杀、破坏地下组织、出卖同志，这些都不是一两句话就能抹掉的，法院在审理意见上写得很直接：“罪大恶极，死刑，立即执行。”
提篮桥监狱里，面对一摞摞材料，他也没装可怜，只冷冷说了句：“不求宽恕，不怕死。”
照常理发展，到这一步就该“押赴刑场”了。
可档案上报上去之后，到了市政府那道关口，刚要签字，陈毅看完材料，却停了笔。
他只说了一句话：“先别杀，留着有用。好吃好喝伺候着。”
官话里叫“另有安排”，民间话就是：枪口先抬一抬，这人值钱。
对一个当年被自己带过、如今却拿枪瞄准自己的人，陈毅为什么还要救他一命？
不是心软，也不是“旧情难忘”，而是看得更远一点：在上海这种大城市，一颗子弹能解决一个人，但不能解决一整张隐形网。
刘全德是谁？他是军统、保密局那一套系统里出来的，知道组织结构、暗语、联络习惯、心理防线，很多“死硬分子”对别人死扛，对他却会条件反射地放下戒心。
这就是“妙用”。
从那以后，公安局内部有了一个“特殊审讯室”。
一个又一个从各处抓来的特务，被押进来，以为要跟审讯员斗智斗勇。
门一推开，他们看到的却是一个熟悉的身影：头发梳得笔挺，穿着西装，坐姿笔直。
有人张口就喊：“刘教官？您还活着？”
这反应很真实，因为台湾那边早给他办了“追悼会”，名字都进了所谓的“忠烈祠”，在他们认知中，这个人已经死过一次了，如今活生生坐在对面，那冲击力可想而知。
刘全德不陪笑，也不讲大道理，只问一句：“想死，还是想活？”
这句话，比任何政策宣传都能直接打上去。
他对军统那套太熟了，谁做过什么、哪个小组是什么风格，他一听说几句就心里有底。别人审讯，是摸着石头过河，他是看着地图走路。
特务们试探、撒谎、装糊涂，他直接一句：“别玩这些，在那边我教你们怎么骗审讯员的。”
纸笔摊开，一点点写，人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继续硬撑。
就这样，两个月左右，二十多个核心特务被挖出来，十几处隐藏很深的联络点被连根拔掉，几个准备长期潜伏的行动组被拆得七零八落。
消息传到台湾，毛人凤当场发火，有的线索显示，他直接摔烂了电话听筒，下令把还留在上海的潜伏点紧急撤退、藏匿，整个系统进入“冬眠”状态。
而上海这边，街面渐渐安静下来，藏在阴影里的子弹少了很多。
直到这时，外界才隐约听说：有个叫刘全德的人，被判了无期，而不是枪决。
有人难以理解，觉得这种人不杀不解恨。
但在陈毅那边，这笔账是这样算的——一条命，换一整片安全的城市，值不值？
他没有把这件事拿出来说，也没有给自己贴什么“宽大为怀”的标签。
那些真正参与过的人心里明白，这不是简单的“放一马”，而是把一个本该用来杀人的刀，勒住刀刃，倒过来，用在了对手身上。
刘全德的一生，从少年扛枪投红军，到背叛、成特务，再到晚年铁窗，这条线看下来，说不上是彻底的恶，也谈不上什么赎罪成功。
更像是那个年代无数人的缩影：被时代推着走，走着走着走歪了，最后被历史按在原位，既没被完全抹掉，也没被完全原谅。
很多年以后，再有人提起这件事，只会记得一句话：“枪下留人，有妙用。”
这句看似轻飘的话背后，是一个城的安宁，是一整张暗网的崩塌，也是那个年代里，少见的冷静与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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