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28日夜，甘肃永昌南泉（今焦家庄乡杏树庄村）的气温跌至零下二十余摄氏度，寒风裹挟着雪粒，在村庄上空呼啸盘旋。红九军部队因战事需要紧急撤离，七十余名重伤员因无法随军行动，被托付给当地村民王之绩。
红军卫生员将伤员逐一安置在王之绩家中的土炕及临时铺就的草垫上。这些伤员多在古浪、武威、梨园口等地的战斗中负伤，伤情各异：部分人腿部被弹片或枪弹贯穿，伤口已出现感染症状；有人腹部受伤，只能保持侧卧姿势；还有些人手脚因严寒冻伤，指趾呈现异常颜色。军医在物资匮乏的条件下，用煮沸消毒的粗布为伤员重新包扎伤口，完成了力所能及的最后处置。
部队首长将一个小布袋交给王之绩，袋内装有伤员的医治资费，包括若干银元、少量银锭，以及当时西北地区流通的硬通货大烟土。“老乡，这些同志就托付给您了。”首长与王之绩短暂交谈后，便带领部队消失在茫茫夜色中。王之绩当时并未料到，这次分别此后再无重逢之机。
次日天未破晓，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与嘈杂的人声打破了村庄的宁静。一支马家军部队闯入南泉村，径直奔向王之绩家。带头军官踹开院门，士兵们随即涌入屋内搜查。“屋里的伤员在哪里？”军官向王之绩追问。王之绩试图说明这些人皆是无力行动的重伤员，但未及说完，士兵已在屋内翻查起来，最终找到了红军留下的资费布袋。王之绩上前阻拦，被士兵推搡至一旁，布袋被当场夺走。
随后，军官下令将伤员带离屋内。当时屋外积雪深达半尺，朔风凛冽，伤员们被士兵拖拽着挪到雪地中。部分伤员的包扎物在拖拽过程中脱落，伤口崩裂，在雪地上留下暗红痕迹。王之绩看到，一名腿部受伤的年轻伤员面色苍白，始终保持沉默。军官拒绝了王之绩的求情，带领部队离去，将伤员们留在雪地中。
敌军离开后，王之绩立刻意识到，若不及时处置，伤员们在严寒中难以支撑太久。他迅速敲响多位邻居的家门，说明情况。起初有村民因顾虑风险而犹豫，但目睹雪地中伤员的处境，二十余名青壮年村民最终决定参与救助。众人商议后，将村外三间废弃的储粮草房作为安置点，这些房屋墙壁厚实，能起到一定的挡风御寒作用。
村民们合力将草房清理干净，抱来大量麦草铺成通铺，又从家中拿来破旧被褥铺在上面。几位妇女烧好热水，用破布为伤员擦拭身上的冰雪与污泥。王之绩清点后确认，伤员共计七十三人，年龄最小者约十五六岁，最大者三十出头，多数人伤势较重，部分已陷入昏迷。
王之绩的妻子王氏召集几名妇女，利用家中仅有的盐巴和草药熬制简易药剂。她们用盐水清洗伤员伤口，防止化脓；采集蒲公英、黄芩等本地常见草药煎水，用于消炎。因缺乏纱布，她们将自家旧衣物撕开，煮沸消毒后当作绷带使用。
救助初期的几日最为艰难。草房内弥漫着伤口感染后的异味，伤员们多伴有高烧症状。王之绩每日往返于村庄与草房之间，协调筹集食物与燃料。村民们虽生活拮据，仍尽力凑出小米、黑面、土豆及少量煤炭，保障伤员的基本生存需求。
村里的毛尚新与毛培礼父子，曾在红军驻扎期间为部队磨面一个月，与部分伤员相识。眼见伤员处境艰难，父子俩决定利用看守水磨的便利提供帮助。水磨坊距离草房约两里路，位置相对隐蔽，父子俩每日在此生火做饭，为伤员准备餐食。
他们制作的食物多为麸皮混合少量黑面熬成的糊状食物，偶尔搭配土豆或野菜，这已是当时村民能拿出的较好口粮。为避开敌军巡逻，毛培礼常选择黎明前或天黑后出发，绕行小路送餐，途中若遇到巡逻队，便躲在沟壑中等待。隆冬时节，为防止饭食冷却，他将盛饭的瓦罐裹在棉袄内保温。这样的送餐工作，父子俩坚持了三个月。期间自家存粮耗尽，毛培礼便向其他磨户求助，不少人悄悄匀出部分麸皮或黑面予以支持。
伤员中的三名四川籍年轻战士，伤势尤为严重：十六岁的陈义奎膝关节与腰部被弹片击伤，伤口较深；十八岁的魏义德面部受伤；任元孟小腿骨折后肿胀溃烂。毛培礼与父亲商议后，将三人轮流背至水磨坊的热炕上休养。
数日后，毛培礼将三人带回毛卜喇村的家中照料。毛母收拾出里屋的土炕，拿出家中仅有的两床棉被，自己与家人则盖着破旧羊毛毡。陈义奎到毛家后不久染上急性病症，上吐下泻且持续高烧昏迷七日。毛母日夜看护，用土方熬制药汤，一勺勺喂入其口中，并用旧木盆处理排泄物，每日清洗。在毛家母子的照料下，陈义奎最终痊愈，此后在毛家居住三年，期间学习当地方言，适应西北生活，后来经毛家撮合，与当地姑娘成婚定居。
1937年初春，两名衣衫破旧的年轻女子辗转来到毛卜喇村，她们是西路军妇女独立团的龚少敏与龚有才，在梨园口战斗后与部队失散。毛培礼在村口发现二人时，她们已因饥饿难以站立。得知二人身份后，毛母将她们接回家中。当时毛家已有三名伤员，生活压力进一步加大，但毛母并未怨言，全力照料她们的生活。
龚少敏左肩有枪伤，龚有才双脚冻伤。毛母用烧热的砖块包裹棉布敷在龚少敏伤处，用花椒水为龚有才浸泡冻伤的双脚。二人在毛家住了半年，期间主动帮助毛家料理家务，逐渐融入当地生活。后来经村民撮合，她们分别与当地青年成婚，在永昌定居。
伤员中还有一对夫妻，他们是郑宗贤与吴兰英，二人同为四川籍，一同参加红军并随西路军作战。郑宗贤在古浪战斗中腿部中弹，吴兰英在照料其他伤员时手臂被流弹击中。被安置在草房期间，夫妻二人相互扶持，吴兰英伤势较轻，常协助照料其他重伤员；郑宗贤识字，偶尔为伤员们讲述过往经历。王之绩特意将二人安排在同一铺位，并多提供了一条破旧毯子。
伤愈后，夫妻二人本计划东返寻找部队，却因吴兰英怀孕而放弃。王之绩帮助他们在村里找到一处废弃窑洞安身，村民们凑了些生活用具。郑宗贤凭借木工手艺维持生计，吴兰英则帮村民缝补衣物。1938年秋，他们的孩子在窑洞中出生，王之绩的妻子王氏参与接生，并将自家孙子的旧衣物改小送给新生儿。郑宗贤为孩子取名“郑念红”，以此纪念过往经历。
十九岁的马玉莲是伤员中为数不多的女性，曾任红军卫生员，在山丹战斗中为抢救伤员被炮弹碎片击中背部，伤口感染导致持续高烧，被安置在草房时已处于半昏迷状态。王之绩的妻子王氏对其格外照料，每日用温水为她擦拭身体降温，熬制小米粥喂食，还上山采集黄芩、金银花等草药煎水服用。
经过一段时间的护理，马玉莲逐渐康复。因当时西北战事未平，返乡路途艰险，她暂时留在南泉，协助王之绩夫妇照料其他伤员，同时利用自身识字的优势，帮忙记录村民捐赠的物资，保障分配公平。伤愈后，马玉莲向村妇学习纺织技术，后来在永昌县城找到小学教员的工作。
1937年春天，天气逐渐转暖，部分伤员身体恢复，第一批二十余人决定东返，寻找部队或返回原籍。临行前夜，王之绩与村民们凑了些干粮和少量盘缠。伤员们与村民告别后启程，此后多数人与南泉村失去联系。
另有部分伤员选择留在永昌定居。红九军营级干部钟德荣（化名李明喜）因与部队失去联系，且伤势影响行动，留在当地被村里聘为塾师，教授农家子弟识字。战士何德胜因右臂重伤致残，无法再参与战斗，便在村外开垦荒地种植农作物，村民们帮他搭建了简易房屋，送给他农具和种子，后来他在当地成家立业。
救助期间，有二十余名重伤员因伤势过重离世。王之绩联络毛尚新、王万瑞、王家有等村民，用牛车和骆驼将遗体运往古城山岗安葬。因条件有限，遗体用草席包裹，没有棺木，村民们垒起石头作为标记。王之绩默默记下每位逝者的特征，希望日后有人寻找时能提供线索。
王之绩于1949年春去世，未能见证新中国成立，其家人珍藏着当年红军留下的布袋，虽财物已被抢走，但布袋经王氏多次缝补，成为那段历史的实物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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