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我二十五岁，坐了三天三夜的绿皮火车，从河南到了新疆。

那会儿新疆还不是现在这样，冬天特别冷，风刮在脸上像刀子。我在石河子一家棉纺厂当技术员，宿舍是筒子楼，一层共用厕所和厨房。厂里年轻人不多，和我一批来的就七八个，王秀英是其中一个。

秀英是四川人，比我小两岁，个子不高，扎个马尾辫，说话带着川普特有的软糯，但在车间干活特别利索。第一次见面，她正蹲在机器旁修零件，满手机油，抬头冲我一笑：“新来的？帮我把扳手递一下。”

就这么认识了。

厂子里条件艰苦，工资也不高，年轻人就开始自发“搭伙”——不是处对象那种，就是几个人凑一起吃饭，省钱。我和秀英，还有车间另一个陕西小伙，仨人搭了伙。

陕西小伙干了半年就调走了，就剩下我和秀英。

秀英说：“陈哥，咱俩接着搭伙呗，我一个人做饭怪浪费的。”

我说行。

这一搭伙，就是五年。

我们轮流做饭，我北方人，爱做面条馒头；她是川妹子，做的回锅肉、麻婆豆腐能把人馋哭。每月发了工资，我俩就去市场买肉买菜，她讨价还价厉害，五毛钱能跟人磨十分钟。省下的钱，她小心翼翼存进铁皮盒里，说以后要回家开个小店。

筒子楼的邻居都以为我俩在谈恋爱。有次隔壁大姐直接问：“小陈，啥时候请吃喜糖啊？”

秀英正在炒菜，锅铲“咣当”一声，脸红了。我尴尬地笑：“大姐，我们就是搭伙吃饭。”

大姐撇撇嘴：“骗鬼呢，搭伙能搭五年？”

其实不是没动过心思。秀英是个好姑娘，勤快，心细，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冬天我感冒，她熬姜汤端到我宿舍；我衣服扣子掉了，她顺手就给我缝上。但那时候年轻，总觉得未来还长，有些话说不出口，怕一说出口，连这“搭伙”的情分都没了。

1998年冬天特别冷，零下三十度。厂里效益不好，拖欠了三个月工资。秀英发高烧，我背着她去卫生院。雪特别大，路都看不清，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她在背上迷迷糊糊地说：“陈哥，我想家了，想我妈做的醪糟汤圆。”

我在卫生院守了她一夜。她醒来时，看见我趴在床边睡着了，身上盖着她的大衣。

那年春节，我们都没钱回家。除夕夜，用最后一点钱买了肉和白菜，包了饺子。没有电视，就听着远处隐约的鞭炮声。秀英忽然说：“陈哥，要是以后咱俩都混不出名堂，就在这儿开个小饭馆吧，你揉面，我炒菜。”

我说：“好。”

窗外是茫茫白雪，屋里灯泡昏黄，她的眼睛亮晶晶的。

2000年，厂子改制，我被调回河南总公司。走的那天，秀英送我到大门口。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红色棉袄，那还是她来新疆第一年买的。

“陈哥，回去好好的。”她把一包东西塞给我，“路上吃。”

我打开看，是她连夜烙的饼，还有一瓶她自己做的辣酱。

车开了，我回头看她。她还站在那儿，越来越小，最后变成雪地里一个红点。

那时候没有手机，回河南后，我给她写过两封信，她回过一封，说厂子情况不好，她可能也要走了。后来再寄信，就被退回来了。

人生像被推着走，我回了老家，结婚，生子，在另一个厂子干到技术主管。日子平平稳稳，偶尔想起新疆，想起那五年，像做了一场遥远的梦。妻子有次整理旧物，翻出那瓶没吃完的辣酱，问我是什么。我说是以前同事做的。她尝了一口，辣得直喝水：“这么辣，你也吃得下。”

我笑了笑，没说话。有些味道，吃惯了，就忘不掉了。

去年，儿子高考结束，我说想回新疆看看。妻子说去吧，替我尝尝正宗的大盘鸡。

飞机落地乌鲁木齐，又坐车到石河子。城市变化太大了，高楼林立，我记忆里的那个灰扑扑的小城不见了。棉纺厂早就拆迁，原址上盖起了购物中心。

我在附近转了两天，凭着模糊的记忆找到当年筒子楼的位置——现在是个老小区。问了几个人，都说不知道王秀英这个人。

准备离开的那天下午，我在小区门口的面馆吃拌面。随口问老板娘：“大姐，打听个人，以前棉纺厂的，叫王秀英，四川人，大概五十出头。”

老板娘擦桌子的手停住了，打量我：“你找英子？”

我一愣：“您认识？”

“你等等。”她朝后厨喊，“英子，有人找你！”

门帘掀开，一个系着围裙的女人走出来，手里还拿着菜刀。她抬头看我，我也看她。

时间真的狠，在她脸上刻满了皱纹，头发也花白了，背有点驼。可那双眼睛，我还是认出来了。

“秀英？”我嗓子发干。

她手里的刀“哐当”掉在地上，整个人僵在那里，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老板娘看看我，又看看她，识趣地进了后厨。

“陈……陈哥？”她终于说出话来，声音哑得厉害，“你咋来了？”

我鼻子一酸，想说很多话，却只挤出一句：“我来看看。”

她的面馆不大，就四张桌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墙上贴着菜单，手写的：拌面、炒面、回锅肉、麻婆豆腐……

“就你一个人？”我问。

“嗯，一个人，习惯了。”她给我倒茶，手有点抖，“你……你这二十多年，挺好的？”

我说了说自己的情况，妻子，儿子，工作。她认真听着，时不时点头，脸上带着笑，可那笑看着让人心里发酸。

“你呢？”我终于问，“一直没结婚？”

她低头擦桌子，擦了又擦：“没遇上合适的。”

空气突然安静。后厨传来高压锅的嘶嘶声。

“当年我走后，厂子……”

“厂子倒了，我摆过摊，当过保姆，后来攒了点钱，开了这个小面馆。”她说得轻描淡写，“挺好的，自由。”

可我知道，一个女人，在异乡独自撑这么多年，哪有什么“挺好”。

“怎么不回四川？”

“回去干啥？”她笑笑，“父母都不在了。这儿……待惯了。”

那天晚上，她关了店门，给我做饭。回锅肉，麻婆豆腐，还有一个青菜豆腐汤。还是当年的味道，甚至更辣了。

“你现在还能吃辣不？”她问。

“能。”我大口吃着，辣得眼眶发热。

我们聊起以前的事：筒子楼漏水的冬天，车间轰隆隆的机器声，一起攒钱买的二手收音机，大雪天分吃的一个烤红薯……那些我以为忘记的细节，原来她都记得。

“你走那天，雪真大。”她忽然说，“我回去发现你落下一条围巾，灰色的，我给你织的那条。追出去，车已经没影了。”

我完全忘了这条围巾。

她起身，从里屋拿出一个铁皮盒子，打开，里面整整齐齐放着一些旧物：我们的搭伙记账本、几张泛黄的照片、还有那条灰色的围巾。

围巾保存得很好，叠得方正正。

“总想着万一你回来取呢。”她笑着说，眼泪却掉下来了。

那一刻，我明白了。明白为什么她没结婚，明白为什么她留在这里，明白那瓶辣酱为什么那么辣。

有些等待，没有说出口，却用了一生。

“秀英，我……”

“别说了。”她擦擦眼泪，“都过去了。你能来，我很高兴，真的。”

那晚，我住在附近宾馆，一夜没睡。天亮时，我去她店里，她正在和面，准备一天的生意。

“我要走了，中午的飞机。”我说。

她点点头：“哎，好。”

我拿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这个，你收着。”

她打开，里面是一张银行卡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密码和我的电话。

“你这是干啥？”她急了。

“秀英，我欠你太多。”我说，“这不是补偿，是……是哥给妹的嫁妆。遇到合适的人，就成个家。或者，拿这钱把店面扩大点，别太累。”

她不肯要，推来推去。最后我说：“你要是不收，我这辈子心里都过不去。”

她沉默了很久，收下了卡，但把纸条还给我：“电话我记住了。卡……我先替你存着。”

送我出门时，雪忽然下了起来，像二十八年前那样。她站在店门口，还是穿着红色的棉袄，也许不是当年那件，但颜色一样鲜亮。

“陈哥，”她叫住我，“那年你说，要是混不出名堂，就开个小饭馆，你揉面，我炒菜。”

我站住，不敢回头。

“咱们现在，算不算开成了？”她声音轻轻的，散在风里。

飞机起飞时，我看着下面越来越小的城市，眼泪终于掉下来。

有些人，有些话，一错过就是一辈子。她用了二十八年，等一个或许永远不会回来的答案；而我用了二十八年，才明白自己弄丢了什么。

生活没有如果。只有新疆的雪，年年落下，覆盖了所有的脚印和遗憾。

后来，我常给她寄东西，河南的特产，儿子考上大学的喜糖。她偶尔发短信，说面馆生意不错，雇了个帮手。去年她说，用那笔钱把旁边店面盘下来了，现在有两间屋了。

春节时，她给我寄来一箱辣酱，瓶子上贴着标签：“秀英面馆”。

妻子尝了尝，还是辣得直喝水，但说：“这次好像……没那么辣了。”

我笑笑，没解释。

有些辣，不是舌头尝出来的，是心里品出来的。时间久了，辣就变成了疼，疼又变成了记忆里的一种暖。

最近一次通话，她说：“陈哥，我学了做烩面，等你下次来，我做给你吃。”

我说：“好。”

电话那头，她笑了，像很多年前那个雪夜，眼睛亮晶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