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份姗姗来迟的投降书让饱受十四年战火蹂躏的东北大地看似迎来了和平，只是这份和平从一开始就裹着一层虚假的外衣。
关东军的军旗虽然倒下，却没有真正放下手里的武器，那些散落在东北各地的日军残部，有的躲进山林伺机而动，有的就地隐藏身份混在平民之中，心里还揣着复兴伪满洲国的痴心妄想。
而远在西南的国民党势力，眼馋东北这片物产丰饶的黑土地，主力部队一时半会儿赶不过来，便打起了旁门左道的主意。
开始四处搜罗日伪残余、伪满警察、当地土匪，把这些人当成搅乱东北局势的棋子，试图用这种阴私的手段抢夺胜利果实。
这片刚从日寇铁蹄下挣脱的土地，转眼又陷入了各方势力博弈的动荡之中，而朝鲜名将方虎山将三千日俘踹下冰河的举动，就诞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里。
中朝军民对日本人的恨，是刻在骨子里的，方虎山就是如此，这份恨不是凭空来的，是打小的遭遇磨出来的，更是通化那场血色暴乱，硬生生浇出来的。
方虎山作为朝鲜族的军事家，自小就见证了日寇对朝鲜半岛的殖民压迫，十六岁的年纪便来到中国东北参加抗日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加入东北抗日游击队，在东北的山林间与日寇周旋的那些年，他亲眼见过日寇对东北百姓和朝鲜族同胞的烧杀抢掠，见过开拓团强占百姓的土地，见过日军的刺刀挑向手无寸铁的老人和孩子，见过抗日志士被残忍杀害的惨状。
抗战胜利后，方虎山随同朝鲜义勇军开赴东北，担任东北朝鲜义勇军第一支队政治委员，后该支队改编为李红光支队，他依旧担任政委，驻守在通化一带负责保卫地方和剿匪任务。
而通化这个地方，既是当时我党我军在东北的第一个政治、军事后方基地，被党中央称为汉高祖之汉中，也成了各方反动势力觊觎的目标。
这里聚集了多达37000名日本军人和侨民，其中不乏大量关东军死硬分子，这些人根本不接受投降的结果，总想着找机会反扑，这也为后续的通化暴乱埋下了伏笔。
国民党在通化的全权代表孙耕尧，本是当地臭名昭著的汉奸，日本投降后摇身一变就成了国民党通化党部主任，空有头衔却没什么实际力量，便把主意打到了当地的日军残部身上。
而关东军第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正带着残部隐藏在山林中等待时机，两人一拍即合，一个想借日本人的刀推翻通化的民主政权，一个想借着国民党的正统地位实现复兴满洲的美梦。
这场被称为通化二・三事件的暴乱，策划者集结了万余人的兵力，其中以日军残部为主，还有伪满部队、土匪等。
而当时通化城内的我方武装力量仅有千人左右，兵力对比悬殊到让人捏一把汗，更让人不齿的是，这些暴乱分子选择在大年初二动手，趁着通化百姓还沉浸在抗战胜利后第一个春节的喜悦中，想着打我方一个措手不及。
1946年2月3日凌晨四点，通化城内的电灯闪灭两次后全城漆黑，玉皇山上三堆大火冲天而起，三声长音哨响成了暴乱的信号。
早已埋伏好的暴乱分子立刻向通化支队司令部、通化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市公安局、红十字医院等核心目标发起攻击。
他们的手段残忍到令人发指，红十字医院成为了重灾区，一百五十多名手无寸铁的我方伤病员惨遭杀害，那些原本应该放下武器的日军，再次拿起刺刀挥向无辜的人，暴露出了侵略者刻在骨子里的凶残。
好在我方提前通过地下情报人员掌握了暴乱计划，提前逮捕了首犯孙耕尧，还紧急动员了留守部队、机关和工人自卫队参与战斗。
方虎山率领的李红光支队两千余人也紧急赶来支援，朝鲜义勇军五连在连长高应锡的率领下，完成接应青少营转移后立刻赶赴红十字医院抢救伤员。
通化支队参谋长茹夫一率领部队解救被困伤员，与通化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部队会师后共同击溃敌人，市区的百姓也自发拿起棍棒、锹镐等工具参与追捕残余敌人，自发参与的百姓甚至超过千人。
这场实力悬殊的战斗，最终以我方的完胜告终，共毙俘暴乱日本军人近四千人，其中校级以上的军官八十八名，用实实在在的战果守护住了通化的民主政权。
通化暴乱的血色场景，成了浇在中朝军民心头仇恨之火的热油，也让方虎山心中的愤怒彻底爆发。
那些参与暴乱的三千日俘，本是已经放下武器的战败者，却在投降后依旧参与武装暴乱，手上再次沾满了中朝军民的鲜血，他们的行为根本不配得到宽恕，也让方虎山做出了将这些日俘踹下冰河的决定。
在那个零下三十度的东北寒冬，冰河之下是刺骨的冰冷，却冷不过中朝军民对日寇的恨意，面对旁人的劝阻，方虎山说出了我愿背上骂名这句话，这句话里藏着的是他作为军人的担当，也是中朝军民的集体心声。
或许在后世的一些所谓的人道主义视角来看，他的举动显得过于激进，但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谈所谓的无条件宽恕本身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谈。
十四年的殖民统治，日寇在东北和朝鲜半岛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无数家庭支离破碎，无数百姓惨死在刺刀之下。
而通化暴乱的发生，让中朝军民看清了这些日军残部的真面目，他们根本没有真正投降，只要有机会就会再次拿起武器，对这样的人心慈手软，就是对牺牲的同胞和战士的不负责任。
方虎山的决定，从来都不是单纯的个人泄愤，而是对当时东北动荡局势的一种回应。
彼时的东北民主政权刚刚建立，根基尚未稳固，国民党势力在背后不断煽风点火，日伪残余势力四处搞破坏，暗杀、破坏案件天天都有。
抗日联军的李兆麟就在哈尔滨被特务暗杀，下派到县乡的干部也常常被国民党和土匪杀害。
如果不对通化暴乱的参与者进行严厉处置，只会让这些反动势力更加肆无忌惮，后续必然会有更多的暴乱发生，更多的百姓和战士会因此牺牲。
方虎山愿意背上骂名，是因为他知道，作为军队将领，他要做的不仅是指挥战斗，更要安抚军心民心。
要让那些反动势力知道，伤害中朝军民的代价是什么，要让他们明白，中国的土地和朝鲜半岛的土地，再也容不得他们肆意妄为。
这份看似激进的处置方式，在当时起到了极强的震慑作用，让那些还在蠢蠢欲动的日伪残余势力不敢轻易再搞小动作，也让东北的百姓看到了我方打击反动势力的决心，为后续东北根据地的巩固奠定了基础。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没有所谓的岁月静好，只有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生存法则，侵略者带来了无尽的苦难，就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方虎山的选择，或许在历史的长河中会有不同的解读，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那个特殊的时刻，他的举动契合了当时中朝军民的心声，也用一种极端的方式，让那些侵略者记住了伤害中朝人民的后果。
而那句我愿背上骂名，也成为了这位朝鲜名将的鲜明印记，让后人看到了他在面对家国仇恨时的坚定与果敢，也让后人更能理解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无奈与悲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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