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了个天的大谱！北京，某公证处在银行存了1.8亿，需要用钱时才发现，账户内1.8亿的本息，仅剩44万。蹊跷的是，5年来，银行对账单显示正常。
说是“理财翻车”，似嫌委婉。
存进的是真金白银，拿到的却是张空头支票，所有账目都看似完整，签章盖得齐全，看似流程没有任何问题，交易明明白白，从头到尾都合乎限定标准。
然而回头一查，没有哪一笔资金是真正进了账户。
银行轮番喊出“员工个人行为”“精神失常”“早已离职”等理由，看上去提供了解释，细想后才明白，只是躲避而非面对。
案件可以回溯到2014年左右，彼时，该公证处在日常业务中陆续将巨额资金存入大连银行北京分行，目的是购买理财产品。
这些交易由该行客户经理李某负责办理，操作并不像民间理财平台那样隐秘，所有文件回执看起来都不缺，还定期收到银行“出具”的对账单。
从形式上看，一切都符合信任的逻辑。这种“照规矩干”的外壳，正是骗局最致命的保护层。
直到2018年，理财产品即将到期，公证处准备提取资金，才发现账户根本没有钱，更别说什么本金利息。
那时的震惊不可想象，5年时间，一笔笔交易像水流一样从账面里消失。
谁在操作？银行怎么没发现？
每一条追问都指向同一个核心漏洞：银行内部控制形同虚设，只关注资金表面流动，却没有健全机制去验证真实性。
客户经理李某与外部人员罗某某的合作，从最初就是利用银行对内部流程的盲区进行策划。
他们通过伪造公章、制作假回单，定期将“账目”送到公证处，表面上像是在履行服务义务，实则把钱一步步划入其他账户。
这种手法既传统又有效，贯穿始终的是对对方完全掌控的信息主导力。
对账单仅仅看数字没用，如果回执并未通过正规渠道核实，即使最专业的机构也会被轻易带入陷阱。
涉案员工的消失、精神问题，成了最终“免责”的出口。
银行再三强调这是“个人行为”，并坚称案件需等待刑事处理。他们提出“先刑后民”的程序逻辑，意思是先要查明罪责，法院才能审民事赔偿。
这听上去有些道理，实际就是把赔款流程无限期延后。
这种思路已被地方法院接受，一审、二审判决均驳回起诉，使本就已经丢失资金的公证处陷入更深的被动。
关键节点发生在不久前，最高人民法院出面，作出了再审裁定。
判决一语点破本案焦点：刑事程序并不天然覆盖民事责任，银行无法因为一方涉嫌诈骗，就理直气壮地撇清管理义务。
这一步，撕开了流程上的遮羞布，明确司法系统不能默许金融机构以流程作遮掩，企图避开应尽的风险责任。
公证机构作为国家公证体系的一份子，却在银行合作中险些被掏空家底。试想，如果类似陷阱落在普通储户头上，连账户都没有公检法背景加护，可能面临的就是彻底维权失败。
这一案件实际上点出了另一个隐藏议题：低调的银行金融风险，和高调的个人资产信任，正在逐步背离。
公众向来将银行视作最后的资金港湾，而银行若自身出问题，谁来兜底？
银行应当承担怎样程度的连带责任，公众自然存在合理期待。仓促将全部责任推向数名失踪员工，并不足以解释为何空账单可以5年无人知晓。
在纷繁复杂的银行风险防控体系中，纸上规定再多，不落实也如零。
此时监管部门面临的不仅是查明真相，更是对接下来整个行业操作规程进行全面“核查升级”。
假如事件终由法院判决完成赔付，钱能追回一部分，搁浅的信任却不好修复。
这次最高法出面重审，是一种姿态传递：法律不能维护失职机构的便利。如果一切都通过员工“离职”“精神状态”就可推脱，那么再规范的理财流程不过是形式化演出。
一纸再审通知书改写案件走向，但最值得反思的是金融文化中的“天然信任链条”。
掌握得最牢的不是公章，更是人们对制度稳定的默默依赖。如果这些依赖成为误导开始的工具，最终杜撰的不是账目，而是整个金融行业的信誉根基。
所以问题回到原点，监管如何做好自查？公众如何保持警觉？是否有可能建立独立核验渠道，让客户不必完全依赖账单表面做判断？
也许这场令人痛心的损失，能迫使金融体系放下“外行不懂”的心理壁垒，让规则变得真正温柔又有力。
资金安全不仅是流程透明，更是逻辑透明。
人与人之间可以信，制度与客户之间的信任如果没有依据，最后留白的可能就是又一场无人兜底的空账风暴。
此次再审裁定点燃机会，能否最终改变行业病灶，还得看银行敢不敢照照镜子，看清自己到底缺了什么。
参考来源：
1.8亿理财剩44万，银行担责不该拖延 | 新京报快评
2026-02-01 19:19·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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