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星星 陈鲁生 郑鲁南
1946年3月6日《新华日报》华中版刊发的《受降》一文，作者是陈超寰（陈超凡）
日军签署《受降条约书》的前后经过
历史上惊人的发现，常常在不经意间。
2024年初，一张78年前的报纸，揭秘了日军炮车投降不寻常的细节。这张1946年3月6日发行的《新华日报》（华中版）中的一篇《受降》文章，详细地讲述了日军签署《受降条约书》的前后经过，而文章的作者正是《受降条约书》影印件的收藏者陈超凡。
1946年1月11日，炮车镇上的日伪军炮楼已被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8纵队70团）摧毁，盘踞在车站的日军65师团的一个中队拒不向新四军投降，新四军奉命将其围困。
日本反战同盟会会员向日军喊话，以其亲身经历说明新四军一贯奉行的宽大优待俘虏政策，指明日本天皇已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告诫日军立即放下武器。
“1月17日上午，国民党从海州派了7架飞机在炮车车站上空盘旋数周后，丢下了两个降落伞，中原武获得援助以后，壮起了胆子，雄心百倍地不和新四军来往了。”谈判一波三折。在新四军的政治攻势下，日军终于同意在《受降条约书》上签字。《受降》一文写道：当新四军的“庄同志徐同志拿着受降条约，提着玻璃灯，去找中原武签字时……全体官兵都等待着没有困觉……不一会士兵像蚂蚁一样拥挤在事务室的内外，士兵们的脑袋、神经、眼光一齐集中在中日文的条约上面。他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受降条约中的：炮车车站日军所有武器弹药及一切军用品，不得破坏，需将全部移交新四军……炮车车站之日军一经解除武装以后，新四军保证其生命安全，并遣送徐州或海州集中后送回日本。士兵交头接耳，有的拿笔，有的拿印泥，有的去拿墨和砚”。和平，人心所向。
在日军投降过程中，新四军严格执行优俘政策，除接受武器弹药军用品以外，凡属于日本兵个人的用品行装，一概归他们所有，做到秋毫无犯。
1月24日，日军用新四军70团馈赠给他们的两头猪和酒，宴请日本反战同盟会会员和新四军的谈判代表。日军上尉中原武为了感谢新四军挽救了全体日军士兵的生命，特意将祖先三百年在前德川幕府时代传下的指挥刀，以及望远镜、手枪送给陈超凡留作纪念。
《受降》文章中提到的新四军谈判代表庄同志、徐同志不仅参与了与日军谈判，起草《受降条约书》文本，而且是在1946年1月23日华中野战军与日军在炮车签署《受降条约书》的签字人。
《受降》文章中的日军番号与日军《中支那方面部队略历》和《受降条约书》中日军番号完全一致，即65师团步兵第72旅团独立步兵第136大队。
《受降》一文的重要性，还在于纠正了长久以来各类军战史，或者个人回忆文章中涉及陇海路东段战役日军番号的错误。据陈超凡的夫人，时任华中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干事、支部书记的谢莫京回忆，新四军签字代表均为华中军区政治部联络部的同志。
庄同志，即庄五洲，为新四军臂章的设计者。徐同志，即徐通荣。《受降》中提到的冈崎同志，即冈崎周治。早在1944年5月11日出版的新四军苏中军区党委机关报《苏中报》第45期，关于“山本一三等14个日本新兄弟集体参加日人解放联盟大会”的报道中，就有陈超凡与徐通荣、冈崎周治同时列会的记载。正是得益于《受降》文章，与其他中日史料对照，互相补充相互印证，使得炮车受降的历史事件和史实更加完整、清晰，《受降条约书》的真实性得以确认。
陇海路东段战役，以1月13日为重要时间节点，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军事攻势”为主；第二阶段则以“政治攻势”为主，“军事攻势”辅之。炮车战斗是陇海路东段战役的收官之战。尽管炮车受降规格不高，然而却是中国抗日战争战场，新四军（华中野战军）接受日军签署投降书屈指可数的记录之一。
《受降条约书》中文、日文各一份，中文的落款时间是1946年正月二十三日，日文则为1946年1月23日。1月和正月如何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学者、日语资深翻译许金龙指出：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转学西洋，废除源自中国的农历，将其改为与西洋相同的公历，1月就是正月，元旦便是新年。《受降条约书》的中文、日文语言文字写法不同，读音不同，时间却是一致的。如果国人用习惯性的思维判定和规范日文时间的写法，显然不妥。
1949年秋，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进军福建。左起：刘培善、韦国清、叶飞、陈铁君、陈超凡
停战协定签字后的其他战场
几乎与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炮车受降同时，1946年1月12日，驻华丰矿区的日军第11独立警备旅（又称洼田旅团，即洼田武二郎任旅团长的第65师团步兵第72旅团），按照国民党军徐州公署副主任李延年的命令，于13日前撤到济南集中缴械。1月14日，在山东泰安以南，该部被新四军兼山东军区第1纵队包围。经谈判，双方于22日达成协议。23日，洼田武二郎少将以下3000余人缴械，史称“华丰受降”。
对于“华丰受降”，笔者认为，它不是一场预设的战役。
第1纵队司令员叶飞对此也有评价。据抗战史专家丁星回忆，他曾就“华丰受降”当面问过叶飞，叶飞的答复是：我们对“华丰围而不打，华丰受降是对日军的最后军事行动”。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政府利用其合法地位垄断了对日伪军的受降。自1945年9月上旬至10月下旬，日军基本投降完毕（第11战区，济南日军是12月27日投降的）。所以，国民党军对日军作战晚于陇海路东段战役的可能性，完全可以排除。
在其他战场。东北地区，随着1945年8月19日苏军占领长春日军关东军司令部，日本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签字投降，苏军对东北地区日军受降即告结束。在华北地区，国共停战协定签字后，解放区军民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加强自卫联防，主要战略任务是阻碍迟滞国民党军的北进。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抗日战争时期我军战役战斗一览表，八路军对日军最后一次战役规模的作战，是泊儿镇战役，时间为1945年11月24日至12月28日，最后一场战斗是衡水战斗，时间为1945年12月13日。以上各个战场对日战役、战斗结束时间，均早于陇海路东段战役炮车受降。
在抗日战争战略反攻阶段，华中军民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对日伪军展开猛烈进攻。国共两党签订停战协定后，华中抗日根据地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对拒降日伪军作战的最后战场，最终以陇海路东段战役之炮车战斗胜利为重要标志，在华中战场完成了对拒降日伪军的最后一战。（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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