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事证明,在1982年以色列人确实是这个世界上“最知道什么是大屠杀”的人。
以色列围困贝鲁特期间,最少摧毁了近1万所房屋,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但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站稳脚跟后重新开放港口,当时城市最急需的是水泥、建材和其他必需品。
然而最先抵达港口的产品是日本造的录像机,这些机器可以让人们逃避现实。这就是贝鲁特人在战火里找到的应对机制,不只是看录像,更重要的是为一切强行找到解释。
贝鲁特人经常把一切暴力行为归结成全是以色列人、叙利亚人、美国人和苏联人精心策划的阴谋。
1983年,贝鲁特遭遇罕见冰暴,在一场晚宴上,大家都从气候方面聊了一下这事,主人开了个玩笑,问客人:“你们认为这是叙利亚人干的吗?”
几个月后,主人被暗杀了,凶手从未被抓获。凶手可能是基督徒、什叶派、逊尼派、东正教、以色列人、伊拉克人、叙利亚人或巴勒斯坦人。
不管是哪一方,黎巴嫩人都可以找到一个非常合理的解释。这类解释对贝鲁特人非常重要,因为这可以在混乱里强加秩序,可以解释为什么其他人被杀,而一个人只要避开这些原因,就不会被杀,他们绝不会承认暴力本身是反复无常的。
假如一颗随机的炸弹炸死了旁边公寓的一个邻居,他们会找出100个理由证明,这主要怪邻居住在了马路那边,而那边因为某些原因在今晚非常危险。
在混乱中找到意义的方法不只是阴谋论,也可以是赚钱。即使在贝鲁特最混乱的时候,他们也很热爱汇率生意。黎巴嫩有一大群不同势力,每支势力都得到了某个外国政权的大量资助,因此美元充裕。也因此虽然混乱,黎巴嫩货币也非常稳定。
黎巴嫩没有外汇管制,因此黎巴嫩人会不停地将黎巴嫩镑和美元来回兑换赚钱。所以,黎巴嫩如果发生了点什么乱子,人们最常问的问题不是谁干的,或者有多少人丧生,而是这对美元汇率有何影响?
总之,在长久的战乱中,身体和精神健康状况最好的黎巴嫩人,就是那些学会了假装一切皆有原因的人。因为一旦一个人开始真正思考这些无法控制的危险时,每一秒都会变得如此恐怖。
在被围困的贝鲁特,真正击败巴解组织的不是以色列人,而是阿拉伯国家的冷漠。
1982年,没有太多阿拉伯国家支持巴解组织,那个夏天,很多阿拉伯人更关心的是在西班牙举行的世界杯,而不是黎巴嫩的战火。
在种种压力下,贝鲁特的逊尼派同样做出了选择,他们要求昔日盟友巴解组织体面离开,最终巴解组织在美国、法国和意大利多国部队的保护下撤离。约15000名游击队员分散到了约旦、叙利亚和伊拉克等6个国家。撤离前,巴解再三要求美国也再三保证,留在难民营里的巴勒斯坦平民不会受到骚扰。
巴解组织离开黎巴嫩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们失去了和巴勒斯坦人群直接接触的机会,也失去了和敌人以色列直接作战的机会,这是致命的脱离。离开贝鲁特后,巴解组织一名官员接受采访时说:
“在贝鲁特,我们处于流亡状态,现在我们处于流亡中的流亡状态。”
从这一点来说,以色列人实现了他们最大的目的,他们的敌人巴解组织在政治上已经死亡,现在他们要实现第二个目标:为黎巴嫩选出一个以色列人中意的总统。
以色列人拿出了大量的美元,而马龙派的长枪党则拿出了更多的恐吓,这些加在一起彻底说服了议会。于是1982年8月23号,作为唯一的候选人,马龙派和长枪党领导人巴希尔·杰马耶勒当选为黎巴嫩共和国新总统。
作为交换,杰马耶勒承诺把所有剩余的巴勒斯坦人都赶出黎巴嫩,为以色列边境带来和平。看上去以色列人已经大赢特赢,但这局牌还没有打完。
1982年9月14号下午,巴希尔在一间公寓里召集了一场会议。会议开始时,他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人为黎巴嫩第一任总统竖了一座雕像,总统的儿子抱怨雕像不像他爸爸,但做雕像的人告诉这位儿子,人们会习惯的。
巴希尔接着挑明了这个故事的寓意,他说:“对于那些不喜欢我当总统的人,我要说‘他们会习惯的’。”他显然过于乐观。几分钟后,一名叙利亚特工按下遥控按钮,一颗炸弹爆炸,整座大楼都被炸毁,巴希尔当场身亡。
这才是黎巴嫩人会习惯的事,没有人知道这事是谁干的,但长枪党想都不想就把责任归到了他们的仇人巴解组织头上,他们开始四处寻找血腥复仇的机会,这也是黎巴嫩人更习惯的事。
巴希尔的死改变了整个战争的走向,最不高兴的是以色列人,巴希尔承诺的合作是整个入侵行动的基础,所以一听到消息,贝京立刻决定撕毁美国人对巴解组织的承诺,进军贝鲁特西部的巴勒斯坦人聚集地。
以色列人有两个目标,一个是巴解组织研究中心。巴解组织研究中心是个学术机构,但以色列人觉得,这里比军营还要危险。
因为这里有很多关于巴勒斯坦的文件,巴勒斯坦平民的房子和土地的契约照片和社区历史的档案,以及1948年以前巴勒斯坦地图,上面标明了以色列国成立前巴勒斯坦的每一个阿拉伯村庄。这些东西是巴勒斯坦作为一个国家的凭证之一,也是以色列人最想抢走的东西。
另一个目标是萨布拉和夏蒂拉巴勒斯坦难民营,这里一直非常支持巴解组织带领军队的人是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他声称,有情报表明巴解组织在这些难民营里留下了最少2000名武装人员。
以色列军队包围了难民营,但没有进入,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盟友正在四处寻找血腥复仇的机会。沙龙给了他们机会,以色列军队总参谋部发出的6号命令明确,以色列军队不得进入难民营,搜查和清理难民营的工作将由长枪党和黎巴嫩军队负责。
一天后,1500名长枪党民兵赶到,在难民营里杀掉了他们遇到的一切人类。为了方便屠杀,以色列军队贴心的整夜用照明弹照亮难民营。
9月18号星期六早上,以色列人突然发现长枪党正在营地里杀人,于是他们正义的站了出来,命令长枪党分子离开营地,然后他们自己也急行军,尽可能远离,以免和大屠杀扯上关系。
所以各国记者们周六早上闻讯赶到时,没有任何阻拦,没有人确切知道到底有多少人被杀害,又有多少人被长枪党用卡车运走在其他地方被杀害。各方估计死亡总人数在800到3500人之间。至于以色列人说的武装人员,当时的美国驻黎巴嫩大使接受采访时是这样说的:
“营地里几乎没有成年男性,只有老人、妇女和儿童。”
事后,以色列议会启动了调查,国防部长沙龙被认定负有个人责任,之后他被迫辞职,但他只辞去了国防,没有辞去部长。
他成为政府里一名没有职务的部长,直到下一届以色列政府成立,他再度出任工业和贸易部长。2001年他当选以色列总理,2006年因为中风退出政坛。
但沙龙没有预料到的是,这次大屠杀让政治上已经死亡的巴解组织又恢复了生机。以色列人纵容长枪党执行的大屠杀,加强了巴解组织和巴勒斯坦人民之间的联系。
那个夏天,一个巴勒斯坦女大学生眼含热泪的说:
“巴解领袖阿拉法特,是我们向世界扔的一块石头。”
以色列这次入侵还有另外一个后果,为真主党的建立和扩张创造了条件。2006年7月,以色列前总理埃胡德·巴拉克简明扼要的阐述了这一情况,他说,我们进入黎巴嫩时,那里还没有真主党,正是我们的存在造就了真主党。
所有这些折腾都没有停止黎巴嫩的内战,以色列人退出了贝鲁特,但占据了黎巴嫩南部,他们要到2000年才会完全撤军。
利比亚人依然占据着黎巴嫩东部,他们要到2005年才撤军,而其他各派依然在贝鲁特打的难解难分,普通人依然生活在战火之中,但哪怕是已经习惯了一切的贝鲁特人,也有害怕的东西,那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出现了汽车炸弹。
在贝鲁特开车经常会发生这种事,前面所有的车都突然停了下来,一部分车会掉头,还会有一些车根本不掉头,他们熟练的用80公里时速倒车,这一般是因为发现了汽车炸弹。
汽车炸弹实在不好归纳原因,一个人永远不会知道路边的车里是不是有一颗随时爆炸的炸弹,这让贝鲁特人格外焦虑。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份新工作,汽车炸弹拆除员。最好的拆弹员,在8年时间里,一个人拆除了192枚汽车炸弹。
不过害怕汽车炸弹的也不是只有黎巴嫩的普通人。1983年4月18号,一辆装满了炸弹的汽车在美国大使馆引爆,爆炸造成32名黎巴嫩人、17名美国人和14名访客和路人死亡,有人认为这才是美国反恐战争的开始。
1983年10月23号,两辆汽车炸弹在美国和法国军营爆炸,造成241名美国军人和58名法国军人,6名平民和2名袭击者死亡。
总之,面对战乱,黎巴嫩人努力生存。他们努力用幽默感、阴谋论、心理游戏、玩世不恭来宽慰自己,但这些并不是永远都会起到作用。
事实上,内战期间的黎巴嫩是世界上人均使用镇静剂最多的国家,人们把镇静药安定当糖果吃,战士们开枪前吃它,商人开店前吃它,学生上课前吃它。因为暴力频发,内战期间长大的孩子,很多人终身都会尿床或者慢性腹泻。
这个国家的平民一生中遇到的坏事可不止这次内战,从1975年算起,50年时间里,他们一直都处在战乱之中。2023年1月到2024年3月期间,每个家庭每天只能获得1个小时左右的电力,饮用水短缺导致疾病爆发。很多父母亲手把孩子送到孤儿院,因为他们无法养活他们。
黎巴嫩人颇为自豪的黎巴嫩镑,货币贬值超过98%,银行里拒绝支付人们的存款。于是,一些黎巴嫩人再次找到了那种幽默感、阴谋论、心理游戏和玩世不恭并存的生存方法。
他们拿到存款的方式是,拿起枪去银行实施武装抢劫,而目标则是自己的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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