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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三十八年二月十八日，从神户出发、渡过大海，于二十二日和同行草野全松氏以及蜀省双流县人陈瑄(字心尧)氏会晤于上海。

第二天晚上又搭乘大阪公司(今日清轮船会社)的轮船，次日抵达汉口。

停泊一天后，又于次日晚再乘同一公司往返于汉口——宜昌间的轮船前往宜昌。

沿途的情景应记者甚多，但这不是本书的目的，故一切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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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日抵达轮船航线的终点——湖北省宜昌府。

从神户起锚以来至此已历时十三天。

船刚停靠码头抛锚，中国帆船就争先靠近我们的船，无数苦力、挑夫接踵而来，攀船舷而上，喧嚣不止。

他们蜂拥至舱内，四处查看，任意动手。

不分行李与皮箱，相争搬运。

我曾读《杜编新书》一书得知，此种时刻趁乱抢夺或骗取钱物者常有之。

所以叮嘱陈先生防止行李被盗。

在最混乱之中我们被带上了一条帆船。

帆船到了岸边，好不容易把行李卸完后，挑夫在前引路，带我们到一家名为“兴隆店”的中国旅馆投宿。

首先我们为没有丢失任何财物、得以安全上岸而松了一口气，但又为其旅馆的肮脏而感到不快。

前日我们在汉口上岸，在寻找日本旅馆之前就投宿于一家名为“名利栈”的中国旅馆临时落脚。

其简陋、脏乱的程度令人气愤。

而今此店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哑然环顾室内，茫然许久。

如果是在汉口或者上海，那里既有日本旅馆，也有西洋旅馆可供挑选。

然而此处，地处宜昌，不管愿意与否，也只有中国旅馆。

事已至此别无选择。

不过在堂堂有名的宜昌尚且如此，此次路程尚远，风雨几千里水泊山宿，我想其苦楚更多。

别无选择，只有决心落驾于此。

可在此不能不多尽一言，在到中国旅游的日本人中，说长城居庸者有之，记姑苏金陵者有之，俯仰古今、凭吊兴亡者有之，为得到进出口的准确数字，亲自前来考察贸易形势者有之；然而从未有人谈到这里旅馆的不完备。

那么为何区区小事值得一提呢？

因为我在旅行中与旅馆关系甚为密切，也是为了提醒将要到中国旅游的日本人，不得不尽一言。

同时，在中国社会研究上也可做出一些贡献。

所以在这里想提出兴隆一店，略加叙述。

当然，只不过举其一隅，由此可略推知中国全国的情况。

在这个国家里，旅馆俗称为“客店”或“客栈”。

“旅馆”反而被视为雅语。

而“店”“栈”字上加上类似“名利”“高升”“泰和”一类意为吉祥的文字，便成其号。

“兴隆店”便是其例。

这里我来说一说“兴隆店”的概况。

“兴隆店”是一个砖木结构的典型中国建筑。

其规模不算太小。

店内有十二三间客房。

大房间，大约有十一二张日本草席大小，小房间也可铺上几张日本草席。

两个房屋之间以板壁相隔。

地虽是木板，却不可脱鞋进出，更不用说不是地板的土间了。

天棚也是徒有其名，只不过是加上了一层竹席。

这间还算可以。

还有更甚之的，连一层竹席都没有，直接就是盖瓦。

那瓦方五六寸、厚三四分，其价格估计不会超过二三文钱，是粗制品。

由于排列不整，衔接处漏有孔隙，可用昼透日、夜漏星来形容。

下雨的时候，更是不堪设想。

房内放有一两张床，极其粗糙。

每个房间里搭起几块长短不一的木板作为板凳，也可代替床铺。

虽然我们住的房间是店里头等的大房间，可是房间内，除入口外，只有糊着红纸、大约三尺见方的一个拉窗，通风不良，更谈不上采光。

卧室一角有一张桌子，油灯底座附着厚厚的污垢，很难分辨出是木制还是铁制的。

摆在这里的椅子污秽不堪。

我们住下不久，一个满身污垢的男子手端着木饭桶和猪肉、汤钵进来，手指浸入盛满汤的汤钵中。

他把东西一一放在桌上后离去。

这种粗鲁的做法像是在喂牛、喂马。

因饥肠辘辘，我们还是吃了，但心中的不快无法言喻。

住宿费一天二百文钱。

在白米一升要七八钱的内地，这样的住宿费不能说便宜。

当然，如果没有洗澡的设施则很难恢复旅途的疲劳，只有靠坐一坐或者是躺一躺来消除疲劳了，现在是“坐于涂炭之上”，不敢有非分之想。

这里从投宿到出发，收拾寝具，整理行李，都由旅客自己动手，旅馆的人完全不闻不问。

总之，中国旅馆，对我等来说，可取之处仅仅是可以避免卧露山野而已。

无论如何也不要想在这里可以解除当日的疲劳。

大臣总督以下的高官乃至豪绅商富在旅行时住的旅店将会如何呢？

也得住这样的地方，只不过他们的室内贴满了作为装饰的红纸，用来掩盖四面之不雅。

义和团事件的时候，天子幸免而逃到陕西时也一样，恐怕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住宿设备，御膳也不那么丰富，其苦可想而知。

如果再要举出与我国旅馆的不同之处，不用上几千字是难以说尽的。

以后每到一处再述之。

想到中国内地来旅行的人，如果没有远征的准备，登程之后将会遇到很多困难和不便。

这里与我们许多的同胞侨居的上海、汉口完全不同，当地只有一家大阪公司支店。

感到旅境豪壮的同时，客心无不感到寂寥。

行李略加整理后，留陈先生看守。

我催促草野氏去拜访公司支店。

公司在兴隆店东面三四百米的地方。

主任松厚季九郎氏、副职中川重冶氏值班，迎接极其殷勤。

我厚颜请求在出发之前居于公司内。

两人立即应允，马上给我提供了楼上的房间。

我向陈先生表示歉意之后，即刻找人搬来了行李，算是走出幽谷，迁至乔木。

若最初就来此地，就不会有前面那些关于旅店不洁的话了。

由于两位的厚意，才得以座谈于扬子江头之高楼中，可为此旅途中之特笔，爽快之至。

晚上围坐桌前，话题不断，非常尽兴，后就寝。

三日早起向楼外望去，迎面荆门十二峰隐现于朝雾之中。

今天天气晴朗。

中川氏陪伴我出游了附近的名胜。

虽然骑马比徒步好，然主客三人牵着马顺江畔沙滩东行，意在先去此地有名的一座天然塔。

暖风中马很兴奋，挂在马鞍上的铃环，也随着马的步伐叮当作响。

行约五里到达塔下。

塔立于江的左岸。

传说它最早是从地里冒出来的。

木骨架，砖结构，虽然年代久远，却无阙落之处，建筑坚固，毫无修缮的痕迹。

登至最上层向下望，手指可及高飞之鸟。

跟在我们后面登上塔来的村童从窗口跨到塔檐上，嬉戏于周围。

我见之毛骨悚然，两腿发软。

中国人在冒险中也几乎没有任何顾忌，也许是这一带人的禀性。

这似乎与其教育之有无无关。

读袁枚的《游黄山记》诗，其中有“峰高且险，下临无底之溪。余立其巅，垂趾二分在外”之句。

不说其险为险，比比皆然。

如果说一句不好听的话，是一种无可救药的鲁莽。

不仅只是鲁莽，还是一种残忍。

不过，又可以说是一种勇德。

若善导之，如应用在战斗中，尚可观其效。

望对面荆门山耸立相倚，好似并排的宝石。

转眼东望，何处为武昌？何处为沙市？

唯见不尽之长江滚滚流向天际。

再放眼西边，连绵的群山如波涛奔涌不知去向何方。

遥思天下三峡之奇特，迂回其间，数日后身入其境又回头眺望，何处为宜昌？何处为荆门？又会犹如今之东望。

一念及之，不能抑制一个旅人心中之惊叹。

区区中国旅行，虽无可言及壮与不壮，但面临跋涉于梦寐以往之巴蜀山水，足可医烟霞之痼疾。

塔北有一高丘，乃虎牙山。

《水经注》中写道:“江水又东历荆门虎牙之间。荆门在南，上合下开，暗彻山南，有门像虎牙，在北，石壁色红，间有白文，类牙形，并以物像受名，此二山，楚之西塞也。水势急峻，故郭景纯《江赋》日:虎牙桀竖以屹萃、荆门阙竦而盘薄，圆渊九廻以悬腾、岔流雷昫而电激者也。”

此地的史迹，以后汉光武部将吴汉、岑彭等与蜀王公孙述部将翼江王田戎、任满、程汛会战之地而最为著名。

光武平陇右，曰:人自苦不足，得陇复望蜀。

乃以大司马吴汉等为将，统兵与征南大将军岑彭会合攻蜀。

此前建武元年(25年)，公孙述占据蜀都称帝，抵御光武兴兵来侵，遣其翼江王田戎、大司马任满、南郡太守程汛等统兵数万反击。

诸将终于攻陷巫山、夷陵、宜昌，进而占据荆门、虎牙山，横跨江水，修起浮桥、关楼，立攒柱以绝水路，跨山结营，以堵塞陆路抵抗汉兵，时至建武九年(33年)。

建武十一年(35年)汉将征南大将军岑彭屡攻田戎不克，光武因而命大司马吴汉、将军刘隆等发荆州之兵六万，轻骑五千，与岑彭荆州会合。

此战役胜败的关键在于水战。

岑彭乃军中之主，招募攻浮桥之人。

偏将军鲁奇应募前去。

时值东风狂急，鲁奇的船逆流而上直冲浮桥。

攒柱有反杷，鲁奇的船被其钩住。

鲁奇等乘势殊死搏斗，最终飞炬焚桥。

风怒火盛，桥楼皆崩。

岑彭军顺风并进，所向无敌。

蜀兵大乱，溺死者数千。

斩任满，生擒程汛。

田戎逃走，退保江州，即现在的夔府对岸，蜀之咽喉之地。

称之为荆门之战。

荆门已陷，岑彭逆峽长驱直入江关(今之夔府对岸)，吴汉留守夷陵，收米数十万石，整舟继续前进。

光武亲自挂帅出征。

吴汉、冯骏等专统兵大战公孙述。

建武十二年(36年)，公孙述为汉兵所刺，死于军中。

其将延岑以城降之。

光武之志于此告成，其原因在于荆门之一胜。

天然塔为我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瞭望台。

不过，此塔似乎还有别的用途。

凡进入中国内地，距府县城二三清里（即华里，清光绪时期一华里等于五百七十六米）乃至五六清里之处，皆有一座高塔耸立，其形状有圆形的、多角形的。

大小高低不一。

其材料大抵都采用石与砖瓦。

想必还有一个用途，就是作为行旅时辨认市邑所在地或已接近市邑的标志。

并非主要为招揽游人才远建在郊外的，而有暗示不可多人攀登。

如此天然塔，也可谓是身兼二任也。

行至塔北的一座叫作虎牙山的山前，好像不到二三十分钟。

再加一鞭，策马北行，走过一座小山丘，是一片坟地，坟墓的数量有几百座。

乍一看另一座山上也全是坟墓。

所谓“北邙山上列墓营”，只是在文字上读过，今日方实地见之。

之所以尽可能以丘陵或者山地为墓场，显而易见可能是为了避免人马的践踏。

同时，也是为了保障耕地不受蚕食。

一般的中国坟墓，仅就我所见，无所谓墓而是坟。

至于其埋葬仪式，我尚未见过。

但从坟的形状以及废坟的遗穴来看，是将棺木置于地上，以石室围之。

然后用土垒高，成半球形。

中国人重视棺木，非我等人所能想象。

因为此种大事一生只有一次。

即使是贫民也把尽量使棺材做得美一些看成是光荣的事。

至于富人往往为此投入六七百元也不足为惜。

葬礼时雇数人抬着棺材送行。

常以此在人面前炫耀。

这与日本人争墓碑之高低相似。

然而好像没有日本人那样忌讳。

他们不以棺木为不祥之物。

甚至人未死之前就买一两个，置于门前户外。

真乃国家不同，习俗亦各异。

棺为长方形，长约六尺，宽两尺左右，高二尺有余。

头部略大，尾部略小。

其材料一般使用杉木。

因喜欢其味香，名日香杉。

其制作极为坚固，板厚往往约五六寸。

一般就用白木。

奢侈者，表面涂上蜡，再用金粉描成龙凤花鸟等图案，抬到街上以炫耀展示于街人。

不过有时会有人贩卖用过的旧的涂棺。

这一点中国人也颇有警惕。

好棺材自古以来以甘肃的兰州为之最。

有谚语云，游在苏州(因此地出美人)，死在甘肃(我已记不清原句)，便足以知道其重视棺木的程度。

他们之所以在棺木上煞费苦心，想来，对他人而言，认为遗体腐烂于心不忍，就自己而言，父母死后完好保存其遗体，估计是出于儒教思想。

然而，现在只能被认为是炫耀的工具。

穿过坟地到山脚，沿着能斜穿过去的石径前行，至半山腰有一平地，见有一座巨大楼庙。

不想再往上登，于是在马上眺望远处和近处，宜昌城全貌尽收眼底。

夜幕降临时回到公司。

宜昌附近，正对城北有一名曰东山寺的名刹，以结构壮观而闻名。

若想再稍走远一点，由宜昌府北行三日，在当阳县的玉泉山上有座关羽庙宇。

据称关羽的故友普静禅僧喜欢此山的寂静，结庐而居，关羽被吴王孙权所斩之后，其灵魂常来普静处。

乡里人为之建庙祭奠，就是此庙。

听说庙内关羽坟中藏有几件兵器，县内保存有张飞长坂桥横矛之遗迹，在荒野中有一块残碑。

我本都想去看看，却未能成行。

四日陈先生和我做伴参观了城内。

城内虽无车马往来，但街上人群拥挤，摩肩擦腰亦为常事。

加之挑夫等担着满担江水，霎时无隙可行。

欲回避人流，前后躲闪左右避让。

道路愈上愈狭窄。

其他地方我不清楚，但长江沿岸因井水不好，大都饮用江水。

上海、汉口等地有自来水设备，其余各地都是挑来浑浊的江水，贮于大瓮之中，再投入适量的明矾将江水澄清，仅供饮用。

尽管都不喜欢污水，但无论干净与否，中国人对取水场所并无选择的余地。

若小村庄尚可避之。

如城邑沿岸，无处不停满船舶，污秽的浮游之物，下水道的排水，桨橹翻起的泥水等更增加了江水的不净。

故初来乍到的外人见其取水的方式，不敢饮其茶吃其饭。

饮水非常不便，事实如此。

这里市街的繁荣真不愧为四川、湖北两省的要冲之地，非沙市荆门之所能及。

走进西洋杂货店看一看，商品大部分为德、法品，英、美次之。

其价格，某些种类亦比我国低廉。

我国的商品有福神酱菜、卷纸、洋伞、座钟，共计不过数种。

我本无资格论及商务，但看着眼前陈列的商品西洋品居多，对此不能不感到羞愧。

来到书店，新译书之多令人吃惊，且使人高兴的是有九成属我们国家的各种科学书。

此等译书大都出自东京留学生之手笔，在上海出版。

虽然有乱译误译的，但各书店亦认之。

至于西洋书籍几乎只影无存，焉能心中不快。

此时我在杂货店皱起之眉头，在这些书林面前舒展开了。

真可谓失之于东隅而拾之于桑榆。

但旧汉文书籍大多与预想不同，除普通史经诸集之外，似乎没有什么珍贵的书。

忽然我发现了禁书《金瓶梅》的正本，极其粗糙，而价格说是三元，没买。

我买了一本《川行必读·峡行图考》。

这部书是光绪十五年(1889年)江国璋所著，图解宜昌重庆间之峡程，尚难说完美，但峡中上下不可缺。

其书他地难求。

游蜀之客必购一本，勿忘。

陈先生有一朋友名叫范明德，是小学校长，住在城内。

在陈先生“逛街时何必不多绕几步呢”的劝诱下，去拜访了他的学堂。

范氏非常高兴，亲自带我们参观校园，此时还在建筑中，不能观其全貌。

这是一所宜昌城中的公立学校，而且又是什么都注重形式的中国人管理，从讲堂、宿舍到各种设备考虑非常周到，使人难以想象这是一所小学。

学校中央有一座礼堂，供奉着孔子的牌位。

每天早上上课前校长率领学生跪拜在孔子的牌位前。

这种做法不只是小学，这个国家的各个学校大多如此。

可与我们国家供奉天皇的圣像以及诏书抄本相似。

但是不能以此说明中国教育就是真正地遵从孔子之道，其实只不过是表面上的礼节。

校长一一解释完毕后，再次请入客厅，看来早有准备，不久桌上摆满盘碗。

对于没有见过面、不认识的外人，仅以一点关系就即刻结酒杯之缘，岂能说不善于交际。

五日着手入峡准备，麻烦松原氏雇了一只小船。

长三十多尺，宽七尺多。

船夫有船老大一人，船工六人。

商定除遇到天灾以及其他万不得已的故障以外，自出发之日起两周内到达目的地四川省万县。

其船费共五十两，出发前付一半，到达目的地后再付剩下的一半。

饮食薪炭等费用全部由船客自己负担。

又约定明日发船。

一行人分别部署。

炊具米盐以及其他各种食品共备二十天的。

做好了出发准备。

从宜昌进入蜀省成都，有水、陆两路。

首先从水路记之。

由宜昌至四川万县八百六十八清里，乘船。

然后再由万县行约十四天(一千三百零七清里)陆路抵达成都。

其次是宜昌经万县至重庆行约三十天(一千五百九十八清里)的逆航。

再由重庆行约十二天(一千清里)的陆路到成都。

只去重庆者只用水路，此乃惯例。

我们一行人选择了前者。

乘船也有两种方法。

一是搭乘大船，一是雇用一只小船。

单身则选择搭乘大船较为方便，若有同行者则不如包乘一只小船。

所谓大船就是指装载量为十五万至二十万斤的船。

它舱内宽敞，在起居方面小船根本不能与其同日而语。

正因其船体巨大，航速也慢，而且操纵不便，有时不免会失事而沉没。

如是小船虽也难说安全，但跟大船比危险较小。

有以往事实可以证明。

如说小船狭窄不自由，也未必就能造成太大的不便。

船费因饮食自负，宜昌万县之间通常五十两，宜昌重庆之间在一百两左右。

搭乘大船的费用最后没来得及了解，但较之包船肯定要低廉。

选择陆路时，从宜昌之南起程。

大概用十四天，行一千零八十三清里的路程到万县。

如果从万县到成都，从水路到重庆，若有幸乘上顺风船，大概一个月也能到重庆。

一旦逢洪水，江水暴涨，在宜昌等到水落往往要用一两个月的时间。

此时，若是一般旅客可等到峡江的水恢复水位，然而对商人来说，不能悠闲地停留在这无用之地，故无论其目的地是成都还是重庆乃至万县，都要走陆路。

今根据傅崇矩的《入蜀旱程记》所记载，在这里我略作概述。

宜昌、万县之间一般为十四日行程，但实际上要用十六七天。

这条路线，由宜昌出发后的几天中所住的旅店中没有墙壁相隔的占十之八九。

再往前走至四渡河、野三关、野三河、利川县城、卞门、老土地等地，虽然可以留宿，但沿途荒凉，路窄，石滑，力夫很苦。

加之人烟稀少饮食不便，零物不易购买。

各处的乡驿虽有类似茶馆的地方，但有客人来休息才生火。

万山之中晴雨无常。

如逢雨天更是备尝辛苦。

特别是夏日，臭虫成群。

就宿者，架木板为床，以防虫子的袭击。

不过，天然楚山绝佳美景可足以增添旅行之情趣。

去年友人秩父固太郎氏由此路去过成都。

听秩父氏说，实际的旅程比《入蜀旱程记》所记载的还要艰难。

本来在中国内地旅行到处面临艰难的境遇，但恐怕再也没有比此路更难的路了。

作为我们日本人走过此路的此前有一个人(我不知姓名)，后也只有秩父氏。

陆路的情况大致如此。

人有顾虑也不无道理。

然而，论其危险，我认为与其说在陆路不如在水路。

水路与陆路不管选哪个，要付诸行动都绝非容易之事。

古今皆曰蜀道难，不无道理。

【作者：山川早水，为清末四川高等学堂日文教师。

是作者在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三月至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七月在四川境内的考察日记。

他从宜昌开始，历经三峡归州、巴东入四川的巫山、夔州、云阳、万县、梁山、大竹、顺庆、蓬溪到成都，再经眉州、嘉定府、峨眉到峨眉山，再从眉州、青神、双流到成都，再从眉州、嘉定府、犍为到叙州府经南溪、江安、纳溪、泸州、合江、江津到重庆，最后经长寿、涪州、丰都、忠州、万州、云阳、奉节、巫山入湖北巴东、归州到宜昌，对沿途的民生状态、风情风物、历史古迹、政治制度作了十分详细的记载。

另外结合当时中外游人的游记，对成都到打箭炉行程和成都经新都、德阳、罗江、绵阳、梓潼、剑州、昭化到广元的行程和郫县、新繁、灌县、彭县、新都、自流井都作了记载。

这部二十多万字的记述对于今天我们研究一百多年前四川的社会风情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