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西平原的腹地，阳谷县阿城镇静静伫立着两座历经七百余年风雨的古老船闸——阿城上闸与阿城下闸。它们不仅是京杭大运河山东段“会通河”上的关键水工设施，更是中国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4年6月，随着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阿城上下闸连同荆门上下闸、阳谷段河道一起，被正式纳入这一全球瞩目的文化瑰宝之中。今天，当我们站在青石垒砌的闸体旁，听河水低语，仿佛仍能感受到明清漕运鼎盛时期的喧嚣与秩序。
阿城上闸始建于元大德二年（1298年），下闸亦于同期或稍后建成，二者构成一组典型的复式船闸系统。所谓“复式”，即通过上下两闸协同启闭，形成一段可控水位的“闸塘”，使漕船得以逐级爬升或下降，克服山东段“南旺水脊”造成的巨大落差。这种设计，体现了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高度智慧。明代永乐年间，工部尚书宋礼主持重修会通河，金纯、周长等官员亦参与其事，对包括阿城闸在内的多处设施进行加固与优化，使其运行效率大为提升。
明清时期，山东运河素有“闸河”之称，六百余公里河道上曾设闸百余座。其中，阿城上下闸位于张秋与七级之间，是连接南北漕运的关键节点之一。史料记载：“张秋以北的荆门、阿城、七级三对复合闸，一启一闭，缴上闸钥匙领下闸钥匙，缴下闸钥匙领上闸钥匙，不得混行开放，以泄水势。”这种严密的“会牌制度”，确保了水源不被无谓浪费。在干旱少雨的华北平原，每一滴水都关乎漕运命脉。若无此制度，一旦上下游闸门同时开启，宝贵的蓄水将迅速流失，导致数十里河道浅阻，漕船搁浅，延误国计民生。
更令人叹服的是与“会牌制”相辅相成的“并塘制”。由于阿城至七级、张秋之间的闸距不均，有的塘段仅二三里，有的却长达十余里甚至三四十里（如戴家湾至砖板闸）。短塘之水难以支撑长塘通航，于是官府采取“并塘”策略：例如七级下闸放两塘或三塘之水，才允许周家店闸放一塘；阿城闸亦需根据下游水量需求，协调启闭节奏。这种动态调配，虽操作繁琐、耗时数日乃至月余，却是维系运河生命线的必要之举。正如清代张伯行在《居济一得》中所言：“船愈多则水愈高，至船尽归下塘而水仍留上塘，此法之至善者也。”
然而，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随着海运兴起与铁路开通，会通河漕运正式停废。阿城上下闸随之沉寂，闸石被村民拆去建房垒墙，河道逐渐淤塞。直至21世纪初，随着大运河申遗工作的推进，阳谷县启动系统性保护工程。2012年起，先后实施阿城上下闸本体修缮、周边环境整治、遗产标识设立等举措，并编制专项保护规划。如今，尽管阿城上闸的保存状况略显破败——据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2023年考察记录，“唯一残存的古迹就是河道两边的两个镇水兽”——但其历史价值与科学内涵已得到充分认知。
阿城上下闸的意义，远不止于工程技术层面。它们是运河文化的活化石，见证了阳谷“运河三镇”（张秋、阿城、七级）的兴衰荣辱。明清时期，阿城因闸而兴，商贾云集，米市、盐行、客栈林立，成为南北货物的重要集散地。当地民谣、夯歌、传说代代相传，村民赵中田四十年如一日收集整理运河民间文学，目前已辑录42部，涵盖童谣、故事、号子等，生动还原了运河人家的生活图景。正如他所说：“运河文化就像糖葫芦，把江淮、闽浙、齐鲁、燕赵文化串在一起。”阿城闸，正是这根文化糖葫芦上的一颗晶莹果粒。
今天，阳谷县正积极推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将阿城上下闸纳入黄河—运河文旅融合带，开发“红色+运河”研学线路，打造特色文创产品。站在麦田与古闸交织的河畔，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段废弃的水道，更是一条流动的文化血脉。它承载着古代中国的治水智慧、漕运制度、商贸网络与民间记忆，也昭示着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的再生可能。
阿城上下闸，静卧于时光深处，无声诉说着一个关于水、船、人与国家的故事。它们或许不再启闭，但其精神闸门，永远向未来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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