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拿马运河港口的裁决，则是美国长臂管辖的典型产物。该港口地处全球航运咽喉要道，战略价值不言而喻。自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多名高官曾公开施压巴拿马政府，要求其切断与中资港口的合作。如今最高法院的裁决，不过是华盛顿政治意志的司法化包装。可以预见，港口经营权被剥夺后，最终很可能落入美资企业手中。这两起事件虽发生在不同大洲，却像是同一指挥棒下的同步行动，标志着对中资海外资产的围猎已从零星试探转向系统化推进。
另一方面，澳大利亚也充满对特朗普报复的恐惧。这位“交易型总统”以睚眦必报著称，曾公开威胁对加拿大、墨西哥等邻国加征关税，甚至提出购买格陵兰岛的荒唐要求。当中方在贸易摩擦中调整供应链，增加对澳肉制品进口时，实际上触动了美国农业集团的利益。澳大利亚政客们心知肚明：今天从中国获得的订单，可能成为明天美国报复的把柄。在这种恐惧驱动下，掠夺中资资产成为其预缴的“保护费”，试图以此换取未来可能面临的贸易惩罚中获得宽大处理。
在这一战略框架下，澳大利亚、巴拿马等国成为美国的“前线打手”。它们或因安全承诺，或因经济胁迫，或因意识形态共鸣，纷纷加入对中资资产的围堵行列。这种模式若被效仿，未来可能在更多地区、更多领域复制——从东南亚的工业园区到非洲的矿业项目，从欧洲的高科技投资到拉美的基础设施建设，中资海外资产面临系统性风险。
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曾预警中美可能遭遇“惊涛骇浪”，如今这一预判正在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应验。惊涛骇浪不再局限于两大国之间的直接碰撞，而是演变为一场波及全球盟友网络、覆盖经济各领域的“混合竞争”。在这场竞争中，国际规则被任意曲解，商业契约被政治撕毁，长期建立的经济互信被短期战略利益取代。
面对这一新态势，中国的应对需要兼具原则性与灵活性。一方面，必须通过法律、外交、经济等多重手段坚决维护海外利益，对恶意违约行为实施对等反制；另一方面，需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海外利益保护体系，包括完善投资保护协定、发展私营安保力量、推动国际仲裁机制改革等。更重要的是，中国需要向世界证明：与中国的合作带来的是共赢发展，而与美国的胁迫共舞只会沦为战略棋子。只有当更多国家认识到，配合美国掠夺中资资产最终将损害自身长远利益时，这场“代理人经济战”才会失去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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