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乐门舞影，沪上余韵：唐薇红的岁月长歌|十里洋场|唐薇红|四姨太|旧上海|百乐门舞影|长歌

作者：山佳

在作家白先勇的笔下，有过一位风姿绰约的绝色女子尹雪艳。尹雪艳原是上海百乐门的红舞女，是十里洋场新贵们追逐的目标。后来，她到了台湾，尹公馆成了老派人士的怀旧场所。尹雪艳的一口吴侬软语，令诸位来宾又回忆起在上海鲜衣怒马的日子。

而今天的女主唐薇红，是现实中的沪上名媛，她比小说里的人物更有故事。唐薇红很火的一次出圈，是给李安的《色·戒》当礼仪指导。当初李安找她时，并未特意亮明身份，就跟着几个香港朋友一起，约她在上海苏浙汇吃饭。饭桌上大家围着请教，唐薇红就凭着记忆一一细说当年的讲究，全程都没认出眼前这个谦谦君子，就是拍《断背山》的大导演。

虽然李安专门请教了礼仪，但是谈起《色，戒》唐薇红还是能找出bug——片中太太们打麻将，麻将在面前整齐地码成了两排，“实际上旧上海麻将都是叠上去而不是分两排的。”这份较真，全是刻在骨子里的老上海记忆，半点儿掺不得假。

唐薇红，有个特别出挑的姐姐唐瑛——那可是和陆小曼齐名、有着“南唐北陆”之称的大家闺秀。当年的上海滩，唐瑛就是时尚标杆，一个人能养活半个上海的裁缝。

姐妹俩相差15岁，在唐薇红心里，姐姐就是她的偶像。1948年，唐瑛移居美国，而唐薇红选择留在大陆，一路看着百乐门从繁华到落寞，再重新焕发光彩，自己也在时代的起起落落里，尝遍了命运的酸甜苦辣。

唐薇红生于1925年，老爸唐乃安是庚子赔款的首批留学生，还是中国第一个留洋学西医的人。学成回国后，先在北洋舰队当医生，后来自己开了私人诊所，医术好，来往的都是名门望族，慢慢攒下第一桶金。之后又开了药厂、药房，形成了“看病、拿药”的一条龙服务，生意火得很，唐家也成了上海有名的望族。

唐乃安的原配徐亦蓁，是昆山徐家的小姐，还是金陵女子大学的首届毕业生，信基督教，认准了一夫一妻。但唐乃安留过德国，骨子里还有着三妻四妾的老思想，唐薇红是四姨太所生，可惜四姨太命薄，早早去世，她从小就由大太太徐亦蓁抚养长大。

唐瑛是大太太的女儿，受过完整的传统教育，又在中西女中念过书，中西合璧的气质，走到哪里都亮眼。唐薇红是姐姐的小迷妹，读经典、学戏剧、练外语，天资聪颖的她，最后竟掌握了六门外语，妥妥的才女。

1941年，唐薇红从震旦女子中学毕业，姐姐第一次带她走进百乐门。她还记得，那天穿了一件绣满蝴蝶的红色旗袍，长及脚面，平生第一支舞的舞伴，还是荷兰银行的总经理——这样的开局，注定了她的青春，自带光芒。

当年的百乐门，号称“远东第一乐府”，二楼的大舞厅有828平方米，能容下几百人一起跳舞，最特别的是那“弹簧地板”，跳起来会跟着韵律颤动，这在上海舞界传为美谈，自然也是舞客趋之若鹜的重要原因。夜上海的流光溢彩，在笙歌夜舞中呈现得淋漓尽致。

唐薇红，从此成了百乐门的常客，青春年少的她，爱上了翩翩起舞的日子，挥洒着洋溢的热情，不停地旋转，不停地接受着生命的馈赠……

1943年的上海金门大酒店，18岁的唐薇红嫁给了宁波富家少爷。那天她穿着洁白的婚纱，牵着比自己大十岁的丈夫，满脑子都是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可婚礼上的一个小插曲，为婆媳矛盾埋下了伏笔：新人给父母磕头时，丈夫规规矩矩跪了下去，唐薇红却只鞠了一躬——在她眼里，鞠躬已是敬意，可在传统的婆婆看来，这就是不懂规矩、不给面子。

婆婆是老派人，怎么看这个新媳妇都不顺眼：看不惯她总拉着儿子去百乐门跳舞，看不惯她穿连衣裙骑自行车上街，觉得太“招摇”。更让婆婆生气的是，唐薇红不想早早生孩子，还天真地跟婆婆说，不如收养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小孩，多可爱。这话差点让婆婆动气，在她看来，娶妻生子就是女人的本分，唐薇红这是没责任感。直到唐薇红20岁生下长子，婆媳关系才稍微缓和了些。

后来内战愈演愈烈，上海的名门望族大多举家移居海外，唐家最后也只剩唐薇红这一支留在大陆。她没走，一是考虑孩子，二是觉得自家日子过得还算逍遥。

苏联大使馆，是唐薇红夫妇常去跳舞的地方。那儿有很多气质超凡的白俄女孩，当着端盘子的服务生。为生活所逼，一到夜晚她们就操起皮肉生涯。

在唐薇红眼中，这些王宫贵族的白俄后代，逃难来到异国他乡，在命运的操控下，沦落这样的结局。而自家出国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也未必能过得上什么好日子。就是这一动念，唐薇红一家留在了上海。

解放后，丈夫听从单位的分配，移居深圳。嫁鸡随鸡，唐薇红也带着一个儿子前往。当时的深圳，还是一个小渔村，与繁忙的大上海相比天壤之别。最可怕的，还是空荡荡的房间，只有一张床，嚣张的老鼠大得惊人，伴着一声声尖叫，唐薇红恍惚觉得，这难道不是人间地狱？

身怀六甲的唐薇红，在住所附近找不到一个商店、一家医院。种种压抑，种种难挨，种种的歇斯底里，令唐薇红腹中的胎儿也没了生命迹象。带着儿子逃回上海后，唐薇红哭了，有如劫后余生。

树叶不是一天变黄的，人心也不是一天变冷的，两地分居，一直没有解决，时间一长，唐薇红选择离婚。那时的她，已是两个男孩、两个女孩的妈妈了。

1963年，唐薇红嫁给了庞家公子庞维谨。清光绪年间，南浔商人做着丝绸生意，积下万贯家财，其中以“四象八牛七十二黄金狗”为最。所谓“四象”，就是说当时南浔有资产五百万两白银以上的人有四个人，分别是刘镛，张颂贤，庞云鏳（读作征），顾福昌四家。而庞维谨，正是庞云鏳的后人。

唐薇红和庞维谨，在上海世家圈里是出了名的“爱玩”。虽说当时没了大型舞会，可私下里的小型聚会从没断过，家里、和平饭店、锦江饭店这些地方，轮着打牌跳舞，日子过得也算惬意。

1966年文革爆发后，一切都变了。唐薇红的旗袍、香水，庞维谨的法兰绒长袍、铜盆帽，全成了“碍眼的奢侈品”。夫妻俩怕惹麻烦，只能自己动手清理：旗袍撕烂，香水倒进马桶，长袍帽子烧掉，那些象征着过往精致的东西，一夜之间全没了。

多年后，唐薇红在电视上看到一幅画拍卖到3600万，只是平静地说了句：“以前家里有好多这种画，文革时都烧掉了。”没有抱怨，没有惋惜，只剩历经沧桑后的淡然。

抄家后，家里的值钱东西被洗劫一空，为了养活一家七口（夫妻俩、四个孩子、一个保姆），从没干过体力活的唐薇红，去了一家拉链厂当女工，每天和铁链打交道，定额是200米，光是拖铁链就耗尽全力，胳膊上的烫伤疤痕，到老都没消退。后来她还学会了拖板车，自己在前面拉，工友在后面推，累极了就接过工友递来的盐汽水，不管干净不干净，咕咚咕咚喝下去，这样的日子，她一干就是十几年。

就算日子再难，唐薇红也没垮掉，她总说：“我就是要过得快乐，给我一分钱我也能过日子，也要过得开心。”更难得的是，她还要攒钱给患了肝癌的丈夫治病，哪怕自己省吃俭用，也会挤出钱，买庞维谨爱吃的淡面包。1970年，庞维谨去世，45岁的唐薇红，再次扛起了整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