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芳华的修复科，陈笑的预约表上，总有几个名字后面跟着星号。那是她和助理之间的暗语，意味着“疑难杂症中的疑难杂症”。
这些求美者，早已不是简单的不满。他们辗转全国，手里的病历厚得像本书，结论却都指向“无法再修复”、“组织条件太差”。他们找陈笑，如同抓住最后一根稻草。助理有时会提前打预防针：“陈医生，下一台，就是那个‘三进三出’、眼皮像纸一样薄的老师。”
陈笑点点头，泡好的茶放在一边，起身活动了一下手指。她知道，那根“稻草”的重量，是一座山。
诊室门推开，进来的人，眼神里往往已没有期待，只有一种近乎麻木的审视，和深藏的、一点点不敢流露的绝望。陈笑不需要他们多说话。她示意对方躺下，自己拉过凳子，坐在头侧。这个角度，不是医生的俯视，而是平视。
检查时，她很少问“当时怎么做的”，而是用指尖在眼皮上轻轻滑过、按压、提拉。她的手就是她的眼睛。皮肤有多薄，下面的疤痕是片状的还是条索状的，提肌还有没有残余的弹性，她靠手感就能知道七分。
“这里，”她按在一个位置，“是不是觉得特别紧，像有根线拽着，眨眼都费劲？”对方猛地睁开眼，眼神里第一次有了波澜：“对！就是这样！”
找到那个“坠崖点”，是信任的开始。陈笑不画大饼，她直接在白纸上画出她理解的“地形图”：“你看，我们现在在这个‘悬崖’边。你之前的修复，相当于把这里（她点着一处）本不该碰的承重结构破坏了，导致整个‘山坡’都往下滑。我现在要做的，不是把你从谷底一下子拉到山顶，那不现实，也危险。我要先找到一块还能站稳的‘岩石’（残存的健康组织），打下一个桩，把下滑的趋势止住，然后我们再看，能在这个基础上，恢复多少生机。”
方案，是极其保守的，甚至有些“寒酸”。目标不是变美，是“止損”。她会明确列出三五条可能达不到预期的地方，讲得比能达到的还细。“可能还是会有点闭不全，但会比现在好很多，至少晚上睡觉不会漏风。”“这两边的高度，我尽量调，但可能永远做不到镜子里的绝对对称，只能做到别人一眼看过去的相对自然。”
签同意书前，她会停下，看着对方的眼睛：“这个过程会很难，恢复很慢，中间会有反复，你会焦虑，会怀疑是不是又做错了。这些我都提前告诉你。如果你能接受这些‘不完美’，接受这是一个漫长且可能不尽如人意的‘止损’过程，而不是‘翻盘’，那我们才能一起往下走。”
手术台上的她，是另一种状态。极静，也极稳。没有多余的话，只有器械轻微的声响。她像一个在雷区排爆的工兵，每一次下刀、每一次分离，都屏着呼吸。她不会为了视野干净而大刀阔斧地切除，相反，对那些脆弱的、仅存的健康组织，她珍惜得近乎吝啬。有时，仅仅是分离出一毫米正常的筋膜间隙，她就会轻声对助手说：“看，这里还有一点好的。留着它，就有希望。”
下台后，她常会疲惫地坐很久。不是体力耗尽了，是心力。那根绷紧的、名为“责任”的弦，缓缓松弛下来后带来的虚脱感。
她知道，她能做的，在医学上也许只到60分。但她愿意花100分的力气，去守住这60分，去接住那个从悬崖边跌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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