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4月，波士顿凌晨的气温仍在零度左右，哈佛大学洛威尔宿舍楼的门被急救员撞开时，22岁的杜致仁已经失去呼吸。医师记录的时间是凌晨3点47分，这个数字后来出现在警方笔录，也出现在姐姐杜致礼寄往台湾的电报里。
消息传到普林斯顿的当天傍晚，杨振宁刚结束实验室的讨论。“别急，我再想办法。”前一天深夜，他对来电话求助的内弟说过这句话。电话另一端的杜致仁声音沙哑，反复提到“最后一笔两千五”。杨振宁没想到，那竟是诀别。救护车穿过查尔斯河的灯火，没穿过命运的暗流。舆论很快把矛头指向这位姐夫：难道真舍不得区区学费？然而冷静翻检档案，真相远比单薄的“见死不救”复杂得多。
把镜头倒回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刚落幕，杜聿明在陈官庄缴械。此刻的杜家，从云端跌进谷底。台湾方面匆忙接走曹夫人和几个年幼孩子，财政补贴随之骤降。杜致仁、杜致礼两姐弟当时都在美国求学，学费、生活费突然成了一座山，母亲的汇款渐渐断流。学术成绩再好，也换不来现金。杜致仁申请奖学金、助学金，能拿的都拿了，仍然缺口巨大。
值得一提的是，杨振宁那时还不是诺奖得主，只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一名年轻讲师，年薪5200美元，折算下来，日常支出已经捉襟见肘。为迎接初生的双胞胎，他刚在新泽西郊区贷款买房，月供257美元。“致仁随时来住”，他把阁楼隔出一间卧室留给小舅子，还隔三差五寄去支票。有意思的是，账本显示三年内他直接支付给哈佛的学费就超过1800美元，另有零星生活费400余美元。家里实在腾不出更多。
1955年至1957年，台湾方面提供的留学贷款共计7540美元，按季度拨付。可出了变故：1956年夏，教育部门调整外汇，以“政治考量”为由暂停对“被俘将领子女”的资助。最后一笔2500美元卡在行政流程里，迟迟不批。杜致仁多方求助无果，哈佛财务处三次催缴，否则无法注册下学期课程。欠费不仅意味着毕不了业，更象征着个人信用破产。在美国，信用记录等同第二生命，这让他倍感煎熬。
要命的还有精神压力。父亲下落何时明朗，杜致仁毫无概念。战后舆论把杜聿明描绘成“失败将军”，西方媒体夸张渲染，一纸报刊飘洋过海，常被同学拿来调侃。“以后别当将军的儿子啊。”一句玩笑像锥子扎心。实验室深夜亮着灯，他却常盯着父亲照片发呆，成绩虽保持A，却日渐沉默。
多重困境交错，1957年春天终于绷断了最后的弦。警方现场记录显示，他在书桌上留下一张便签，用英文写着三行字：父亲、债务、未来。三个词对应三重原因：其一，父亲生死未卜带来的长期阴影；其二，连续学费贷款累积成沉重负担；其三，最后2500美元导致学业停摆。外界渲染的“杨振宁袖手旁观”并未出现在任何官方档案。
事后，普林斯顿校友会凑钱支付了丧葬费，杨振宁和杜致礼把弟弟骨灰安放在新泽西，一方小小墓碑，没有花哨铭文，只有“希望”一词。1959年，杜聿明结束功德林医院的治疗，通过红十字会第一次收到了儿子去世的消息。此时他48岁，头发花白。医师回忆，那份电报让老将军沉默很久，只说了一句：“致仁如果还在，该多好。”
翻阅那段尘封材料，三个经济学名词频频跳出：汇率、贷款、信用。再豪迈的家世，也挡不住币值骤变、补贴断档。自杀事件的核心不是情感冷漠，而是制度缝隙。不得不说，留学生群体对经济波动的敏感，比想象中强烈；一旦主心骨倒下，心理压力会迅速放大。杜致仁只是浩荡留学潮里，最先被暗流吞没的年轻面孔之一。
1964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因宇称不守恒理论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很多人重新提起那张旧账，质疑当年的姐夫为何不提前“预支辉煌”救弟弟一命。遗憾的是，历史没有假设。1957年的年轻讲师，尚无能力洞见未来。记录明确写着，他已经竭尽所能。责任如果硬要归结，只能落在时代的裂缝上。
杜致礼此后长期回避公开谈论弟弟。友人偶尔提及，她会把话题引向音乐和诗歌。晚年整理家族资料时，她在扉页写了句中文：“愿尘埃落定，生者无恙。”不痛哭，不控诉，也不谩骂，这或许是对逝者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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