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转业办的黑板前，战友们都盯着国企、机关的名额，唯独“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的牌子孤零零戳在角落——没人愿意天天跟故纸堆打交道，都说“没权没利没奔头”。我抱着“服从分配”的念头签了字，回家时爱人直抹眼泪，说我“放着大厂的铁饭碗不要，偏去啃硬骨头”。

初到单位，条件确实清苦。三间旧平房，四张破木桌，连台打字机都是借来的。老主任领着我们四个转业兵，翻遍了市档案馆、图书馆，甚至跑到乡下寻访老艺人、老工匠，只为搜集一点民国时期的城市史料。有战友劝我托关系调动，说“趁年轻还能折腾”，可我看着那些蒙尘的古籍、残缺的碑刻，忽然觉得这些被遗忘的故事，总得有人守住。

九十年代市场经济浪潮涌来，当年挤破头进国企的战友，有的遭遇下岗潮，有的跟着厂子改制四处奔波。而我们办公室虽清贫，却始终安安稳稳。我和同事们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城市的老街巷，记录下即将拆迁的老字号；熬夜整理口述史，把老工人、老教师的记忆变成文字。有次为了核实一段抗战时期的史实，我们辗转三省找见证人，回来时裤腿都磨破了，却捧着厚厚的笔记笑得踏实。

新世纪后，城市发展日新月异，那些被我们抢救下来的史料突然成了“香饽饽”。政府修城市博物馆，我们编纂的志书成了核心资料；开发商规划老城区改造，要捧着我们的记载寻找历史脉络；连高校的学者都来借阅档案，说我们“为城市留住了根”。单位搬进了新办公楼，配备了电子检索系统，当年没人愿意来的“冷衙门”，渐渐成了受人敬重的文化阵地。

如今我退休多年，退休金虽不算高，却有花不完的精神财富。战友聚会时，当年风光的国企职工有的还在为养老发愁，而我捧着自己参与编纂的十多本地方志，听着大家说“还是你有远见”，心里却明白，哪里是有远见，不过是守住了一份旁人不愿坚持的责任。

夕阳下，我翻看着泛黄的工作笔记，那些当年被嘲笑“无用”的坚持，终究在时代变迁中，成了最珍贵的财富。原来人生从没有白走的路，那些看似不起眼的选择，往往藏着时代的馈赠，守得住寂寞，才能等得到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