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秋的一条战壕里，一名从波尔塔瓦应征的士兵嘟囔着：“兄弟，咱这是为谁打仗？”旁边的人低声回答：“为自己的家园！”谁也没想到，一年后他们口中的“家园”会在地图上出现一个新名字——乌克兰人民共和国。
沙皇体制在1917年二月革命的冲击下土崩瓦解。权力真空来势汹汹，彼得格勒的临时政府尚且站不稳，南方平原已是多股势力交错。乌克兰的地理位置像一道天然走廊，西看中欧，东接顿河，北连莫斯科，谁都不肯放手。
三月初，基辅知识分子、退役军官、律师、教师等百来号人聚到一起，他们称那次会议为“全国大会”却更像学生社团的扩容版。会议只有一个核心议题——建立中央拉达，把乌克兰的命运握在自己手里。会后不到两周，拉达便挂牌。速度之快，连圣彼得堡的官僚都没反应过来。
拉达最懂得造势。一个由八名“总秘书”组成的班子四处串联：工会、农会、士兵代表会轮番站台。士兵盼停战，工人要工资，农民惦记土地，多方心思不同，却都乐得借新政权给老东家出难题。短时间内，拉达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号召力。
临时政府一开始还想礼貌斡旋。立宪民主党人打起“小别扭”，嘴上强调“不可分割”，却私下递出对自治的模糊承诺，希望留点回旋余地。可拉达6月10日自顾自宣布自治，还对外宣称准备召开乌克兰立宪会议。话音刚落，前线的乌克兰部队把俄军徽章摘了：“我们是乌克兰军人！”一夜之间，基辅街头多了黄蓝旗帜。
十月革命后局面更乱。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夺权，苏维埃政权自认继承俄国一切资产与领土。拉达却另起炉灶，11月22日正式宣告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成立。它只承认与未来“全俄议会”保持松散联邦关系，不听莫斯科指挥。一份《万有法令》成了这段“半身出户”政策的产物。
新生共和国很快撞上现实。乌克兰急缺军火，铁路停摆，糖厂熄火，国际承认更是寥寥。拉达的骨干大多是二十多岁的大学生，热情有余、手段不足。有人甚至提出“革命不需要旧军官”，结果三十万乌军里大半成了看客。基层农民和工人呢？他们想的仍是面包、土地和煤炭，而不是高调的国境线。
苏维埃一开始对拉达留了几分耐心，毕竟共同反对旧秩序。可矛盾很快尖锐：如何处置卡列金白军、是否承认俄国公债、乌克兰苏维埃的合法性，一个个问题都在撕裂脆弱的暧昧。列宁的判断干脆利落，“资产阶级拉达与工农政权不可共存”，于是“解决乌克兰”被列入红军作战日程。
乌克兰方面也没闲着。眼见撑不住，彼得留拉一趟趟奔柏林。1918年2月初的布列斯特会场，他抢先在德奥代表面前递交条约文本，换得45万德军“友情进驻”。粮仓门被打开，大批小麦、糖、亚麻源源不断北运，拉达换来几个月喘息。
四月，德军发现粮食进度不达标，干脆扶持前沙俄将军斯科罗帕茨基上台，中央拉达黯然退场。这位新“酋长”戴着元帅肩章，却同样无法摆脱德军牵线。五人执政内阁在谈判桌上拖延，想等欧美战局转机。不料十一月德意志帝国先行崩塌，乌克兰保护伞瞬间消失。
苏俄立即撕毁布列斯特和约，下令西南方面军南下。1919年1月，铁路线被红军装甲列车打开缺口，哈尔科夫火车站的报时钟还没敲响午点，城防就宣布放弃。短短数周，红星旗插遍第聂伯河左岸。拉达残部与社会革命党、白军、马赫诺游击队彼此猜疑，无力组织像样的防线。
乌克兰第一次独立尝试因此收场。历史学者常说，拉达的溃败源于三条：一是民众动员不足，二是军事指挥混乱，三是过度依赖外援。换句话说，政治理想跑得太快，粮食、铁路、枪支却跟不上。不得不说，这场短暂的独立实验虽败犹荣，它让“乌克兰”三个字第一次在国际条约上以主权单位出现，也把“乌克兰问题”扔进了俄国继任者们的案头。随后一百年，这道难题从未真正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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