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7月14日破晓，湘江码头的晨雾尚未散尽，一摞刚印好的《湘江评论》被抬上竹排。毛泽东披一件旧长衫，卷着裤脚站在岸边，望着对岸微光熹微的城楼。他知道，长沙这座城，今天会被一份薄薄的报纸搅动。
第一期共印二千份。日头升到城墙上时，报纸已售罄，街角书摊的伙计大声嚷着：“卖完咧！”毛泽东听见，有点意外，也有点兴奋，转身就奔向印刷厂：“再加印！”这是他当天第四次发出同样的指令。
这场“小旋风”的酝酿，并非一朝一夕。故事要回溯到1918年4月17日，长沙城外岳麓山下的蔡和森家。一间瓦房，十几名年轻人围坐，点着煤油灯，成立了新民学会。那晚的议题只有一句话：怎么救中国？有人说留日，有人说办学，毛泽东却反问：“救国要先救人的思想，不然何以立命？”一句话把众人问住了。
半年后，这群人陆续上北漂的火车。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长廊里，毛泽东做助理员，登记访客，抄录书目。薄薄的工资，只能勉强糊口，但巨大的藏书让他如饥似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就摆在阅览室最显眼的位置，他几乎每期必读。可读得多了，疑问也来了：为什么报上热烈讨论民主与科学，而南北大地依旧沉闷？难道思想只能停在书页里？
一次，他陪同学去食堂的窄巷买馒头，随口说：“《新青年》好是好，可惜只飞进少数人书包。”朋友问那怎么办？毛泽东笑得爽朗：“自己动手，做一张人人都看得见的报纸。”
想法萌生，却被现实绊住。经费不够、场地难寻、同伴或忙于筹措赴法学费，或陷入求职焦虑。更大的难关是时局——湖南军阀张敬尧驻兵长沙，新闻检查严如铁桶。就在这时，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骤然爆发。巴黎和会割让山东的消息点燃了全国愤懑，北大学生一声呐喊，余波震荡江河。
毛泽东赶回长沙，带着新民学会的骨干跑遍各校。三天里，他睡在竹椅上，昼夜奔走。动员会上，他摊开草稿纸：“国若不存，学何所依？罢课，先从明早做起！”有学生迟疑：“张敬尧的枪口呢？”毛笑说：“枪口只能封住嘴，封不住心。”短短一周，长沙二十多所学校齐刷刷停课，游行标语写满城墙。
运动需要喉舌。《新青年》行文洗练，却对湖南学子来说太远。毛泽东决定在脚下这片土地上起炉灶。6月，租下文庙附近一间狭小铺面，联络湘鄂印刷公司，纸张、油墨一切从简。刊名本来还有“湘流”“衡岳”几案，他提笔挥就“湘江评论”四字，意寓湘水东去，激荡九州。
办报首要是稿件。他写得最快，常常一夜三四篇。蔡和森在北京捎来《世界大事述评》，何叔衡寄稿《湘江杂评》，李维汉写“新文艺”专栏，稿不够就“我来填”。排版工资付不起，他干脆学排字；铅字滴着铅汞，他照排不误。
7月14日清晨，首刊印成。头版标题《民众大联合》赫然在目，副刊刊出《敬告湘省学生》，掷地有声。毛泽东扛着一捆报纸走上街头，吆喝声从宝南街一直到潮宗街。“看看时事咯！新报《湘江评论》！”行人驻足，二分钱一份，不到午时售罄。热浪滚来，印刷机连轴转，四次加印，仍难满足需求。
有意思的是，报纸的读者不止学生。米粉摊老板将油渍手一抹，边读边点头；渡船艄公把橹一撂，大声朗诵；就连茶馆里的老秀才，也难得地点赞：“文章生猛，有火气！”这正是毛泽东期待的景象——思想走出象牙塔，踏进泥土地。
然而，热度越高，危险越近。八月下旬，长沙城头插满张敬尧的旗帜，他的参谋长拍桌子：“这《湘江评论》，毒！”一纸禁令，湘鄂印刷公司被封，已排好的第五期被撕毁。士兵冲进编辑部，翻得一地狼藉。面对搜捕，毛泽东从后窗翻出，沿湘江夜行，身影隐入雨幕。
报纸停刊仅两月，却给湖南带来前所未有的震荡。后来研究档案的史家统计，《湘江评论》四期总发行逾一万五千份，以当时长沙人口基数折算，阅读率远超同类刊物。更关键的是，它培养了第一批主动把“国家、民族”挂在嘴边的湖南青年。
多年后，湖南要恢复地方党报，省里领导拿着《湘江评论》的旧本请示：能否旧名新刊？毛泽东沉吟片刻，笑着写下“新湘评论”，意在继往开来，莫忘初衷。老报虽短命，却像火种，点燃了后来无数人的胸膛。
回想1919年那座江城，一条黄包车、一把油纸伞、一位年轻人肩挑报包穿梭巷陌，呼喊声里混着蝉鸣与车轮声。《湘江评论》的故事便从那里起步，四期纸张，写尽了一个二十六岁青年的雄心，也在动荡岁月中留下了鲜明的注脚，使后人得以循着纸页的墨香，窥见一段激情燃烧的历史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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