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的南京，抗战胜利阅兵刚结束，张治中在人群后方静静看着飘过的旗帜，那一刻他对身旁的随员轻声说了一句：“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二十四年后，这位屡次奔走于国共之间、被称作“和平将军”的老人，终于在北京协和医院的病榻上走到了生命的边缘。
进入1969年春，张治中的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频繁报警，医生给出的意见很直接：必须长期留院观察。对于七十三岁的老人而言，这是最后的战场，却少了往昔炮火，只有无形的病魔。张治中清楚自己的身体，再顽强也留不住时间，既然如此，他选择把有限的清醒时刻用在安排未竟之事。
首先是文件。六十年代中期，张治中整理了大量亲笔手稿，包括1936年西安事变往返沟通记录、1945年重庆谈判草案批注、1949年北平和谈期间写给蒋介石的私人备忘录。材料散落在西四宅邸的柜子里，他放心不下。农历正月的一天清晨，他示意妻子洪希厚俯身，声音几不可闻：“把东西捆好，交给周总理。”洪希厚点头，没有多问，她明白丈夫在意的不只是字纸，而是留给后人一份坦荡交代。
家事也要落定。张治中在世子女四人，最挂心的是长女张素我以及远在台湾的女婿周嘉彬。张素我1938年主动回国参加战时情报工作，十年辗转，1949年随父亲进入北平，之后在国家体委任职。女婿周嘉彬出身黄埔十四期，早年任张治中副官，后赴德学习装甲兵战法，归国后与岳父立场分合。一九四九年初离开大陆，清楚地知道岳父对他既疼爱又惋惜。张治中对旁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便是：“阿彬是好孩子，只是一时迷了路。”
1969年3月，张治中病情急转，血氧骤降，医院下达病危通知。老人按下床头铃，要求与中央联络。请求只有一句——“让我的女婿来看看我，好吗？”字面很简单，却牵涉着复杂的两岸局势、政策考量以及个人情感。周恩来得知后，没有犹豫，认为此事有助于人心团聚，并指示有关部门迅速办理。与此同时，通过港澳渠道递出信息，两周后便有回音：周嘉彬愿意前来探视。
那是1969年4月17日傍晚的协和医院。走廊里昏黄灯光下，周嘉彬戴着墨色礼帽，步子显得沉重。推门而入，病床上的岳父抬手，努力挤出笑意。仅余的体力让对话格外简短。张治中轻握女婿手腕：“记住，只有统一才有出路。”周嘉彬喉头哽住，只能回答：“我明白。”十余个字，不到半分钟，却胜过千言万语。
握手之际，张治中脑海闪回二十多年前的西安临潼。1936年12月，他冒着枪声进入兵谏现场，在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做极限调停。那天夜里，他与周嘉彬共宿一室，小副官问：“老师，我们能成功吗？”他当时笑而未答。如今再看，问题并非成功与否，而是能否让流血的代价降到最低。
病房气压越来越低，监护设备数据起伏。第二天清晨，张治中陷入昏迷前，断断续续嘱咐女婿照顾素我；又叮嘱洪希厚务必将全部医嘱与家人说明，切勿隐瞒病情。护士记录显示：4月20日8时12分，病人意识丧失；22日14时05分，心跳停止。正式去世的时间是22日下午，两天后灵车驶向八宝山。
吊唁大厅布置朴素。周嘉彬身着深灰色中山装，额头微汗，礼毕后在角落默站良久。北京四月，杨絮飞舞，空气中透着微凉。很多人注意到，他手中始终攥着岳父留下的手表——一枚1939年在昆明购置的瑞士怀表，表壳已磨得发亮。
值得一提的是，周嘉彬并未立即返回台湾，他接受有关部门安排，在京短暂停留，参观革命历史展览馆，又与几位老黄埔同学茶叙。有人小声议论“来日如何？”他轻声回应：“路长着呢，总会有尽头。”这句话后被记录进会议纪要，成为当年旅京台胞心态的侧影。
张治中逝世后，中央批准将其手稿整理出版，命名为《和平的追寻》。其中多份电报、手迹原件，如今仍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对研究民国末期的重大谈判具有一手价值。学界普遍认为，张治中的一生虽战功不算赫赫，却以调停、折冲、力主和谈见长；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为避免生灵涂炭而穷尽全力”。
回到1969年的那个春天，一桩跨越海峡的探病，在时代洪流中只是一朵小小浪花，却映照出同胞亲情与家国情怀的交汇。它让人理解，历史进程中的选项并非非黑即白，个人命运的迂回，就是时代风云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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