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15日，北京工人体育馆里暖气开得很足，人群衣袖却仍在轻轻颤动。近万人正等待一份迟到多年的结论。轮到孙毅名字时，老将军随手理了理灰呢大衣，面向看台深深鞠了一躬，只说了七个字：“我又能为党工作。”灯光打在他额角的皱纹上，像一道久经风雨的河床，平静而坚韧。
回头看，孙毅当过北洋旧军的排长，也在宁都起义后跟着红军翻雪山、过草地。1935年长征途中，为了省给战马的饲料，他把原本分给自己的骡子让了出去，硬生生走完两万五千里。多年后提到这茬，他只会轻描淡写地笑一句：“没马骑，腿练出来也不错。”
1955年授衔前夕，中央军委征询意见。孙毅拿出铅笔，在登记表“拟授军衔”一栏写下“少将”两字，还专门附信表示“自觉资历欠厚”。最终中央给了他中将。公示榜贴出，某位战友拍着栏杆直嚷：“老孙，这级别放矮了！”孙毅摆手：“比贡献，不比牌子。”一句话，把周围人逗得哈哈大笑，也让几位正踌躇的同僚暗暗心安。
从那以后，迟浩田留意到，只要讨论干部职务、工资标准，孙毅总在人群边缘。他真正上心的是青年工作。1982年，总参聘他为青年工作顾问。颁发聘书那天，孙毅拉着迟浩田，说得很直白：“让我当花瓶可不行，我得真干事。”随后几年，他跑遍全国60多所院校，作报告四百余场，听众逾十万人。右腿旧伤遇潮发疼，他干脆备了根登山杖，撑着也要讲完。
劳累积下病根。1986年春，孙毅在一所航空院校演讲时突然晕倒，医护连夜抢救。总参党委随即下文：除非重要政治活动，其余事项劝请孙老少参加。但只要路过会议室，听见青年骨干在讨论问题，孙毅还是会推门进去，站在后排听上一阵子。
1988年夏天，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里，恢复军衔制后的第一次军官评衔大会即将开始。为了压住可能出现的“攀比风”，总参谋长迟浩田想起了孙毅，请他会前在干部大会上说几句话。电话接通时，迟浩田只说一句：“老首长，您来讲讲经历吧？”孙毅笑道：“好，给他们泼泼凉水。”短短对话，只占用一分钟，却定下了全场基调。
八月的北京闷得厉害，但孙毅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准时抵达。他没有照着稿子念，而是先讲1955年那封“少将信”，又提到自己三次主动请辞顾问职务，“年轻人上来，部队才有后劲”。台下有人记录，有人抬头直视，空气里安静得能听见钢笔划纸的沙沙声。说到最后，孙毅停顿片刻，才补上一句：“军衔是岗位需要，不是身价标签。”厅内骤然爆发出连续掌声，像急雨落在屋檐，久久停不下来。
有意思的是，孙毅还向与会者透露一个“旧账”。1937年埃德加·斯诺出版《西行漫记》时，把他误写成另一位红军军官名字。四十多年过去，他从未主动纠正。为什么？孙毅摊摊手：“打仗活下来就不错，照片上写谁不重要。”这番话说得云淡风轻，却让好些心里拎着秤砣的干部瞬间释怀。
大会结束后，评衔工作比预计顺利得多。十几名资格相当的老同志自愿从高档次降下一级，把机会留给前线指挥员。有人感慨“孙老一番话顶半个文件”，迟浩田则在日记里写下：“精神力量，有时比制度更硬。”
此后，孙毅依旧穿梭在各种青年活动现场，或者伏案写作。《走向征途》《孙毅将军自述》陆续付梓，他把印刷样书一半寄给部队院校，另一半干脆送给新兵连。1993年，他九十寿辰，数十位同僚登门祝贺，有人赠联“正气清风贯古今”，孙毅连声谢，却悄悄把对联挂在书房背面——只因屋里墙面有限，他更想把“青年思想教育提纲”贴在最显眼的地方。
1995年盛夏，孙毅在解放军总医院病房里看《说竹》旧刊。护工提醒要休息，他放下书喃喃一句：“竹子，虚心，节节高，却从不抢阳。”或许正是这句座右铭，让他在荣誉面前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也让1988年的那次“现身说法”化作部队干部作风建设上的一个生动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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