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6月，南京城连下三天雨。雨停后，中山陵8号小楼的藤蔓仍滴着水珠，许世友撑着一把旧油纸伞站在台阶上，吩咐秘书：“给我把稿子拿来，今晚得改。”短句掷地，神情比天气还冷。

两年前的1982年9月12日，他在党的十二大上退出中央政治局，一并辞去中央军委常务委员等职务。邓小平出面挽留，他摇头，只说三句：不“顾”，不“问”，写回忆录。就这样，昔日的猛将把全部精力丢进纸堆，准备把几十年风霜统统写下。

这部回忆录后来流传很广，行文粗砺，却句句带刺。许世友对故交大多礼赞，唯独面对陈昌浩，话锋陡然变了味——“革命信念不牢，指挥不行”，批评直白到让人皱眉。究竟为何？得从红四方面军的南北转折说起。

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苏区正式组建，徐向前任总指挥，年仅二十五岁的陈昌浩出任政委。那一年，许世友在鄂东打游击，已是威名远扬的团长。两人同属一军，却少有交集。真正的矛盾，埋在五年后的四川百丈峡。

1936年春，张国焘挟势南下。薛岳率七个师紧追不舍，红四方面军被迫在百丈峡一带设防。许世友判断峡口乃侧翼要冲，上报要五个团防守。陈昌浩坚持“薛岳稳打稳扎”，一团足矣。争执半日无果，许世友拱手：“听命就是。”战斗打响，敌军猛扑，阵地顷刻失守。损失虽不致命，却让许世友第一次吃了败仗。

多年后他提笔回忆仍难释怀：“我许世友一生鲜有败绩，峡口例外。责任不在兵，在调度。”这一句写进书稿，自然冲着陈昌浩而去。口吻生硬，却绝非出于私怨，而是对军事决断的较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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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0月，会宁会师。中央决议挥师西渡黄河，打开外线。徐向前、陈昌浩率西路军出征。西海固风沙凌厉，补给线一再拉长，加上马家军围堵，数万红军伤亡惨重。徐向前带残部突围返延安；陈昌浩则在混乱中回到湖北老家疗伤。延安方面电询去向，他沉默数周才启程复命，已是1937年8月。

在许世友看来，这段迟疑触及“革命信念”。他后来对身边人说过一句极短的话：“该回就得回。”当时写入稿子，只留寥寥七字：意志有缺口。锋利依旧。

回到延安后，陈昌浩被安排到中宣部，讲马列，也教俄语。1939年因肾疾赴苏联治疗，一去十三年。1952年3月返国，他走进北京饭店的欢迎宴，徐向前举杯相迎，老友重逢，唏嘘难尽。宴后，有人问许世友为何没来，他只抖了抖烟灰：“军人忙，走不开。”语气平平，却拒绝再谈旧事。

值得一提的是，1955年授衔，许世友成上将；陈昌浩则在宣传口，无军衔、无兵权。官阶高下并非关键，心理落差却肉眼可见。两人再见面是1962年北京某次座谈，会场灯光暗黄，互致点头，再无深聊。

1967年7月30日，陈昌浩病逝，年仅61岁。追悼会上，徐向前、李先念、王震等到场，挽联写着“追念先驱”。许世友身在南京，送了花圈，未附悼词。一位记者后来旁敲：“陈政委走了，您想说点什么？”许世友摇头：“人已去，说多无益。”

晚年写书，他保持相同态度。对林彪、张国焘之流，字里行间重锤；对郑维山、聂凤智等旧部，褒奖连连。轮到陈昌浩，他批两点便刀锋收起，不再扩张。这种“点到为止”，更显冷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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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觉得许世友过于苛刻，其实不然。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生死成败常在瞬间。军事失误与信念摇摆往往要用鲜血买单。许世友心里有把秤：朋友可以豪爽，原则必须寸步不让。这也是他对陈昌浩最深的质疑所在。

1985年春，回忆录付梓前夕，出版社编辑建议再润色几句，别显得太尖。许世友合上稿纸，沉默片刻，留下一行笔迹：“事实如此，不改。”九个字，铿然如旧。

许世友去世后，后人读到这部书，最争议的章节仍是关于陈昌浩的评语。支持者称公正；反对者说偏激。但不可否认，一桩峡口之败，一次西路军覆没，确实改变了两位将领的轨迹。历史无意讨好任何人，它只是摆出成败，供后人自行度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