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月15日傍晚,北京西郊总医院的楼道被暖黄灯光映亮,徐向前元帅的脚步声在安静的地板上回荡。推开病房门,只见病床上的王树声憔悴消瘦,眼神却依旧犀利。“向前老弟,古浪那一仗,我若是当时能再坚持一下,就不至于……”他话音低哑,却透着难以排解的自责。徐帅轻轻握住他的手,只说了一句:“老战友,别多想了。”

那是三十八年前的冬日,西北荒凉的河西走廊,风卷着黄沙呼啸。1936年11月,红四方面军三万余人尚未全部渡河,已有两万一千多名指战员孤军深入,被正式改编为西路军,王树声任副总指挥。此时的河西,马步芳、马步青兄弟的宁马系盘踞多年,拥有三万正规军、十余万民团。西路军枪弹不足,最缺的恰是支撑旷日鏖战的重火力和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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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河西,西路军先在一条山、打拉牌击退马家军突袭,占住渡口。但咸苦的水源、贫瘠的土地很快消磨了士兵体力。中央电令让其“留一部扼守渡口,主力西进”。于是陈昌浩、徐向前拍板,启动“平大古凉”计划,红三十军和红五军沿走廊急进,红九军在左翼负责吸引马家军主力。王树声正随红九军行动,他的教导团被编进作战序列,每天都在戈壁沙丘里奔袭。

11月9日,干柴洼激战打响。四面环高地、正中洼地的地形成了陷阱。马元海集结万余骑步混编部队,炮火加上飞机轰炸,狠砸红九军阵地。军长孙玉清和政委陈海松将司令部搬到前沿,才稳下阵脚,可伤亡依旧飙升,两天就折损二百多人。红军第一次在河西吃了大亏,王树声望着战士们干裂的嘴唇和被血染红的棉衣,心里沉甸甸。

干柴洼后,红九军奉命继续西进,13日夜突入古浪,守城敌军仓皇而逃。古浪城墙残破,南北两侧高地俯瞰全城,却是河西走廊东线的咽喉。孙玉清打算就地休整,王树声看了地形,提议连夜抢修工事,重点死守南北高地,再设城内二道防线。孙玉清犹豫:“弟兄们太累,让他们歇口气吧。”王树声终究没再坚持。

16日凌晨,马元海率两万兵马,炮火掀起尘浪,三路围城。马家军六门山炮十几米外轰塌残墙,灰白砖石滚落如雨。守南北高地的火力点先丢,敌人趁破口涌入城内。炊事员举菜刀,被服厂女工握剪刀,仓促巷战展开。27师拼死反冲,但红九军还是伤亡近半,参谋长陈伯稚、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等多名骨干牺牲,血染古浪街巷。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孙玉清组织突围。王树声率教导团断后,硬是从城西冲出一条火线。可古浪丧失后,西路军再无立足之地,马家军焚城报复,城内未及撤出的战士与百姓惨遭屠戮。王树声咬牙默默收拢残部,心里明白:古浪一战,西路军元气被打散。

11月下旬,陈昌浩撤掉孙、陈两人职务,命王树声兼红九军军长。此举虽为稳定兵心,却使指挥系统再添裂痕。之后永昌、金塔再战,又是步步血雨。董振堂在倪家营阵亡,西路军已难成体系。1937年初,石窝会议将部队分作左右中三支队自救突围,王树声带右支队七百余人钻进祁连山深处,终只百余人走出腾格里沙漠。

毛泽东得知西路军覆没时,曾对王树声说:“树声,责任不在个人。弹药装备不足是根子。”这句宽慰并未抹去他的愧疚。战后王树声赴抗大学习,随后在晋冀鲁豫军区挥师沙场,多次打出漂亮仗,但说到古浪,他总是神色黯然。1954年接手总军械部,他第一条指令便是摸清全军炮弹消耗与生产底数——缺枪少炮的痛,刻在骨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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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的病房里,他再度提到孙玉清。那位用步枪堵炮口的年轻军长,1937年被俘后宁死不屈,年仅二十八岁。王树声低声叹道:“要是我当初硬拦他一拦,也许结局不同。”徐向前沉默许久,说:“历史不会重来,可我们后人会记住这些教训。”病房外雪花悄无声息地落下,窗玻璃上凝着白霜,像极了祁连山的风。

王树声的眼皮沉重,却依旧盯着窗外。那一片荒凉的河西走廊,那些倒在黄沙里的弟兄和乡亲,好像永远竖在他心里的丰碑。此刻,他只把手中的力气都攥在徐帅掌心,用几近呢喃的声音重复:“要是当年能据理力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