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九月初，南京城的闷热还未散去。南京军事学院内，一位高个子军官在课堂间隙突然扶墙喘息，医务所的军医赶到，劝道：“刘副军长，先去住院观察吧！”这一幕，成为刘竹溪此后十年军旅生涯转折的起点。
刘竹溪出身华东野战军第十纵，行伍里流传“排炮不动，必是十纵”的夸赞。淮海战役时，他还是副团长，指挥炮火封锁碾庄圩南口。炮声停歇，他的嗓子因为连日的嘶喊几近沙哑，却换来成建制俘敌的战果。1949年，部队改番号为二十八军，他升任团长，再到师参谋长，步步是硬仗中打出来的资历。
抗美援朝结束后，军委决定大抓正规化。参照苏军建制，陆军军级单位增设炮兵副军长、坦克副军长等专门职务。刘竹溪因为熟悉火力协同，又有野战经验，被点将担任二十八军炮兵副军长，这在当时属于师职里边最高的“准师级”。
与建制同步推进的，是1955年的第一次授衔。刘竹溪被定为上校。照常规，只要几年内在岗位上干出成绩，进身大校并非难事。然而，南京那场突发的高烧使他彻底陷进病榻。肺部感染反复，心脏也出现毛病。医生两次下病危通知。组织上安排他先在军区总医院休养，职务暂保不动。
1956年至1958年，二十八军炮兵在皖南山区演练山地火力突击。每逢演练后期，刘竹溪总试图回到指挥所，却往往走没两步便汗湿衣襟，只能再次住院。师里有人劝他申请转业，他只是摇头：“再等等，看能不能扛过去。”
1959年春，全军进行统一晋衔。军区炮兵司令员刘毓标、政委季方一道前来医院谈话。司令员开口艰难：“竹溪同志，你的职务和资历都在，可这几年几乎都在病休，上面的标准是‘有显著工作业绩’才能晋升大校……”话未说完，病床上的刘竹溪轻轻摆手，“我懂规矩，部队需要能拉得出来打得响的人。”
军衔没升，职务依然挂着，但身体状况不断拉响警报。1960年，组织批准他“停止工作、长期疗养”。那一年，他四十岁出头，正是许多战友担纲军师长的年纪。有人私下唏嘘：“副军长年纪轻轻离开部队，太可惜。”可惜的背后，是规章和现实的交叠——正规化大潮里，资历固然重要，履职能力更硬。
离开火炮阵地的日子里，他把指挥图换成医嘱表，每天清晨在干休所小花园里慢步。起初连走两百米都心跳加速，但他咬牙坚持。几年光景，勉强从病态回到常态。闲不住的手指拿起笔，开始给地方中学写信，讲野战炮兵如何测定射距，也扳着手指头算火力配比，让学生做物理作业。老师们将信奉作教材，由此诞生一门“简明弹道学”兴趣课。
1965年，他获批正式离休，年仅四十五岁，成为军区干休所里最年轻的离休干部。档案里写着“因长期重病，无法胜任原岗位”。字句干脆，却掩不住他那份对战友、对军号的眷恋。偶尔有老部下来探望，他总笑问：“炮团练射击没走样吧？”一句半玩笑，听者心里都明白——他把一生的热血都押在了炮兵事业上。
时间推到八十年代初，第一代解放军将校纷纷退休。聚会时，久未露面的刘竹溪拄杖而来，步伐稳健。有人揶揄：“咱都退了，你倒活蹦乱跳！”他哈哈一笑，“当年医生说我活不过五十，现在我活成了医院里的活教材！”说完自斟一杯药茶，仍不碰酒。
九十高龄那年，他应邀回老部队参加纪念活动。一进军史馆，墙上那行大字——“排炮不动，必是十纵”——让他足足站了五分钟。新任炮兵旅长向他汇报数字化指挥体系，他低头抚摸早年佩戴的上校肩章，感慨一句：“换了科技，不变的是炮打得准。”言语简短，却道破火炮部队的生命线。
刘竹溪的军功章始终停留在上校，可在许多后辈心中，他的另一重身份更耀眼——那是一个因病离岗却依旧把热情倾注于火炮技术推广的人。术业有专攻，他用几十年把战时经验整理成《山地炮兵机动简论》《连队火力编组要点》等资料，后来成了军校的内部教材。没有军功章加身，这些纸面成果反倒比肩任何奖章。
有人问，若非当年病倒，他是不是早就身披大校军衔，甚至走得更远？答案谁也无法断言。但清晰可见的是，一支锐利的军队制度并非为个人开设豁口。刘竹溪的经历，既映照了正规化建设的刚性，也折射出老兵对使命的执着。荣誉可以暂停，信念却在心底延续。在他身上，病痛挡住了仕途，却没能消磨士气；离开部队的结局，并未让青春岁月的火炮声彻底静止。
他去世前一年的冬天，还坚持给某防空旅写信，叮嘱雨雪天气要注意火炮保养。“炮兵打的是技术，更打精气神。”这是信末留给年轻军官的嘱托，也是他给自己的一生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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