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北京怀仁堂内将星闪耀，授衔仪式进行到上将名单时，一个熟悉却低调的名字被念出——王宏坤。掌声中，不少老兵轻轻碰了碰身边的战友，眼神里写着同一件往事：这位上将曾两度把“最高指挥官”的位子推了出去，却照样站到共和国开国上将的行列。
时间回到一九四九年初，渡江战役临近。中央军委决定把原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辖三兵团九个军，兵力约二十余万。编成方案很快下达：原第一纵队成第九军，第二纵队成第十军，第三纵队成第十一军，第四纵队一分为二，另起十三军和十四军；第六纵队成为第十二军，第九纵队为第十五军，重组后又有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军。乍一看，架构整齐，可二野的底子其实远不止这些。
原因在于大别山。早在一九四七年夏，刘邓大军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主力被迫分兵扎根当地，先后设立桐柏、鄂豫、江汉三大军区。三地部队虽名为“地方”，骨子里仍是原十大、十二纵这样的老牌铁军，只是任务在于扩充根据地、保护群众，暂时难以抽调。
邓小平对这些家底了如指掌。渡江总攻决战前夕，他把时任桐柏军区司令的王宏坤叫到身边：“若过江受阻，三大军区合编为第六兵团，由你担任司令，随时南下接应。”王宏坤应声：“听命令，随时出发。”方案严密：三军区凑出三个野战军，加上直属炮兵，总兵力上看二十万。只要一声令下，“六兵团”立刻下江而去。
战局却比任何人想象的顺利。四月二十一日晚，二野三野四十万将士兵分三路强渡长江，四昼夜连克江南重镇，南京政府仓皇外迁。预备役的第六兵团失去用武之地，桐柏、鄂豫、江汉仍留在当地守土安民，王宏坤也只能收起未及佩戴的“兵团司令”头衔。
几个月后，中央决定整合中南地区武装，成立湖北军区。按惯例，应由资历最深者出任司令。电报下达：李先念任政委兼湖北省委书记，王宏坤任军区司令。一纸任命看似顺理成章，王宏坤却提笔写报告，请求把司令换成副司令。他的理由不复杂：湖北处匪患与土改叠加，政务比纯军事更繁杂；李先念熟谙地方工作，自己甘当配角，全力抓剿匪和整编。组织同意，湖北军区遂出现“李先念任政委兼第一政委，王宏坤与王树声分领副司令”的配置。
上任后，三人兵分几路。王宏坤带精干师旅钻进大别山、桐柏山、鄂西北，昼夜行军，清剿、谈判两手并用。乡民常说：“王副司令和我们同吃同住，比土匪跑得还快。”数月下来，全省顽匪基干被拔除，部队也在裁军风潮中完成了整编。
一九五二年秋，人民海军处于由近海防御向远洋训练的过渡期，急缺既懂陆战又肯下苦功的高级将领。王宏坤接到调令：赴南京海军机关，担任副司令，主管训练与院校建设。有人悄声替他惋惜——毕竟湖北军区虽是副职，却统兵带将；改去海军，对从未摸过舰艇的陆军将领而言全是陌生领域。他却云淡风轻：“换块战场而已，打仗终究不是为官帽。”
在海军的日子，他常穿旧军装，夹着地图往各舰队跑。一次南海巡航返航夜航，警戒士兵寒风中瑟缩，他丢下风衣：“年轻人别受凉，船到港再还。”简短一句“风浪无情人有情”，让小伙子眼眶通红。
授衔评定时，表格上“现职”一栏写着“海军副司令”。按条文，副兵团级应授中将。然而新中国的军衔体系更看重军旅生涯与作战功绩。王宏坤十五岁参加农民赤卫队，二十五岁任红二十五军团长，三十七岁打下大别山，四十岁率十纵横扫淮海。审定小组细算资历，将他列入正兵团级，破格授予上将。
有人好奇：推掉正职两次，为何待遇不降？答案就在他多年实战的“硬杠杠”。功劳账、资历账、伤疤账摆在桌面，军功章上写得清清楚楚；位置让可以，战功却抹不掉。
后来，他主持海军院校合并、鱼雷快艇训练大纲修订、第一艘常规潜艇编队接装，每一件都体现了北方陆军老将对蔚蓝领域的新探索。一次会上，他端起海图，指着九段线说：“曾经我们横渡长江，如今也要敢走深海。”话音不高，却让参谋们热血翻涌。
一九八七年三月，王宏坤在北京病逝，终年七十四岁。讣告中列出的头衔仍是“海军副司令”“开国上将”。生前两度让贤，死后从未有人认为他“惜位”。相反，“不恋官位，惟讲担当”的评价流传于军中。那些了解往事的老兵常说：如果当初渡江失利，第六兵团真要南下，也许战事另是一番写法；但历史不相信假设，能败敌于先、能让于后，已足见其胸怀和定力。
波涛依旧，山河无恙。王宏坤的选择告诉后人，荣誉从来不是职务的附赠，而是把个人进退系于民族大义的自然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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