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深冬，北京西长安街西侧的那栋灰砖小楼格外安静。总政干部部办完一位离休军人的手续，窗外寒风呼啸，屋内却充满疑惑——档案上明明写着“海军副司令员，上将军衔”，可批示里的待遇却赫然是“正兵团职”。年轻参谋小声嘀咕：“怎么会比中将还低？”旁边的老秘书叹了口气，只留下半句，“老王这辈子，一直都是这么个性子。”
王宏坤，一九零九年冬生于鄂东大别山腹地的黄安。当年这片红色热土几乎家家出赤卫队，十七岁的他挑着一口破铁锅，背着两捆稻草，跟着红一师翻山越岭。土枪、梭镖、竹竿都能拼命，这位出生贫苦的少年很快在连队站稳脚跟。到一九三一年冬，他已是红四方面军十二师的连长。
早年红军内部派系林立。王宏坤跟随的，是以徐向前为主将、陈昌浩为政委的四方面军。长征途上，他指挥过的防御战屡次救下大部队，特别是巴山大雪封山那一次，仅用一个连就拖住了几倍于己的川军，掩护了主力过江。将士们回忆：那晚枪声断断续续，王连长每隔十几分钟就举枪射击一次，“让兄弟们心里有底”。也正是这份胆识，让他在二十七岁便当上了师长。
全面抗战爆发，中央根据地早已分散，冀南成了兵家必争。王宏坤奉命北上，给宋任穷、陈再道当副手。有人打趣：“堂堂师长，跑去当副？”他摇了摇头，“打日本鬼子要看整体，不是看谁头上那条杠最粗。”粗陋的村口炊烟里，这位湖北汉子把自己硬是调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螺丝钉”。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解放战争帷幕拉开，刘伯承、邓小平在郑州东郊召开简短会议，决定主力四出破局。晋冀鲁豫军区须留下“压舱石”。薄一波想起王宏坤，递上一纸任命：副司令员兼六纵司令。没过几个月，新布局又有调整，六纵连同主力南下，他被点名留守后方，担任军区副司令专管支前。旁人看他升职落职如走马灯，心里替他不平，他却只是嘿嘿一笑：“有人蹚路，就得有人留守。”
转折出现在一九四七年七月。晋冀鲁豫军区抽调地方武装组建十纵，准备押送大批南下干部突进桐柏山。部队新、兵源杂，恋乡情绪浓得像挂面，一旦崩溃便是满盘皆输。会上，刘伯承忽然放下茶碗：“老王，你敢不敢去？”王宏坤起身答：“命令已下，我服从！”没再争一句。那年，他三十八岁。
带着十纵翻越伏牛、渡过汉水，他用土办法解开兵心。行军路上，他让湖北、河南兵各带一把乡土，装进布袋挂在腰间：“走到哪儿都知道自己从哪儿来。”军心就这样被稳住了。桐柏根据地很快有了雏形，刘邓大军外围的粮秣、转运、医院都能就地解决。河南老乡后来回忆：“要不是王司令咬着牙硬抗，南线哪能有那么快的补给！”
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十纵时而独立支队，时而配属二野，仗打得并不耀眼，却把交通线守得铁桶一般。胜利庆功的请功名单里，王宏坤没给自己提字。他的解释依旧简单：“大功在主力，我不过做了分内事。”此言一出，连刘邓二帅都笑了：“这才像老王！”
新中国成立后，海疆告急。中央决定扩建海军，一九五零年四月，王宏坤随海军初创骨干进驻青岛，挂职副司令员。海上作战对陆军将领是门新课，他豁出去钻战例、看图纸，常年穿着那件旧灰棉衣在码头转悠。有人好奇：“堂堂上将，何苦整天油污不离身？”他抿口茶，“以前打仗是爬山涉水，现在打仗得会摇旗，也得会开船。”
军衔制恢复后，他被授予上将，位列第一百零五席。论资历，这枚金星绝不过分，但他始终保持低调。大运动席卷军队时，他卷入海军内部的派性旋涡，与李作鹏、张秀川关系紧密。风头正盛的那些年，外界传言“海军三驾马车”大权独揽，他在会上却常说一句，“我是干过山里游击的，知道枪口朝外”。九一三事变后，昔日伙伴被停职审查，他的政治履历被细细翻检，交待、检讨，夜深人静的海军招待所灯光常亮到凌晨。
一九七七年初，中央整顿开始。有关王宏坤的“一线问题”被认定为严重失察，随后免去其职务，降为正兵团级等待组织安排。绝大多数人以为，这就意味着前途尽失。可他对身边值班员说，“能留下条命就不错，还计较啥帽子？”
八十年代初，离退休制度正式推开。人们以为他会凭上将军衔划入大军区正职，却等来了正兵团的批复。小院里，老战友陈再道曾去探望，见窗下晾着一件褪色的旧军衣，调侃道：“老王，咱们是上将，你别太寒碜。”他摆手笑，“这身衣服，打了几十年仗，陪我最久，离休也得带走。”
有人说他可惜，从红四方面军一路拼杀到北京，却在暮年落个“降级”收场。可若细数履历，几次主动请缨当副手、让位、带新军、开荒地，无一不是危急关头的背影。或许，这正是他心里那本账：胜负归全局，功名让后人。
一九九三年三月，王宏坤因病在北京医院离世，享年八十四岁。灵车缓缓驶出阜成门那天，春寒料峭，路边不少白发老兵自发举拳敬礼。有人耳边隐约听见轻声一句：“老王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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