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凌晨两点,涿州城外的夜色被马达声轻轻划破。几辆并不起眼的吉普车依次驶出驻地,车灯用暗罩遮住,只留一线微光。车队中央,身披军大衣的毛泽东沉默凝望车窗外的荒野──他正赶赴北平,这趟旅程的终点,是即将载入史册的西苑机场。
车轮一路北滚。唐县、良乡、长辛店的路口暗暗布防,每百米就有哨兵,既紧张又克制。护送人员并未被告知“贵宾”是谁,只有简短指令:确保道路绝对安全。周恩来、任弼时、叶剑英等人分散在车队前后,一旦有变,立即处置。谨慎,是胜利前夜的第一道防线。
三大战役尘埃初落,全国大势已定。可谁都知道,越是临近胜利,越不能掉以轻心。北平刚刚实现和平接管,城里暗伏的一万六千名特务仍未肃清。若大张旗鼓办庆典,万一消息外泄,引来意外空袭,古城和百姓都将陷入险境。于是,中央很快放弃在城内阅兵的提议,改选西北郊外的西苑机场——一座日军于一九四〇年修筑的小型机场,地势开阔,邻近颐和园,易守易控,也便于临时封锁。
抵达清华园车站时,东方泛白。短暂休整后,中央首脑与野战军高级将领在颐和园偏殿商议。有人提议干脆停办阅兵,专心筹划即将来临的渡江战役。刘亚楼却坚持:“士气正盛,何不趁热让战士们舒口气?打一仗,强一分。”毛泽东微微点头,却提醒道:“喜是喜,弦不能松。”一句话定下基调:阅兵照旧,规模精干,务求稳妥。
此后两日,西苑机场俨然成了秘密“大工地”。临时指挥部划出跑道,集中二野、三野部分陆战装备,又从四野调来精锐摩托化方队。坦克、榴弹炮、野炮、高射炮一应俱全,却总人数不过八千,远少于公开大阅兵动辄数万的编制。兵力小巧,火力却足够震撼,一来示范胜利之势,二来确保机动,万一有警报,立刻可战可撤。
战士们欢欣又紧张。多数人是北上途中才得知要接受最高统帅检阅,许多人第一次见毛泽东。上午九时,队列彩排开始。军号一响,不到三分钟,各方阵便列成整齐长队。刘亚楼在场地中央来回踱步,时而挥手,时而蹲下丈量车距。下午三点再排一次,直到每名战士都能闭眼也踏准节拍,才算过关。
最让人纠结的是检阅车。机场里能用的只有一辆缴获的美制吉普。车身斑驳,前排右侧无门,后排没装甲防护。叶剑英直摇头:“太危险,得换辆安全的。”毛泽东听罢,笑了笑,语带幽默:“咱们就是用敌人的车,省心,还长志气。”众人互望,只得另想办法加固,给车厢焊了道简易护栏,又安排刘亚楼站在车后半步随时护稳。
下午五时,暮色微垂,汽笛长鸣。随着《向前进》乐曲响彻云霄,吉普车缓缓驶入跑道。毛泽东摘下军帽,向列队官兵频频挥手致意。炽烈的春阳斜照,车旁尘土飞扬,他的长风衣被风鼓成一面旗帜。走到塔山英雄团前,战士们齐声高呼:“主席好!”毛泽东回以招手:“同志们辛苦!”短短五字,掷地有声,许多人攥紧钢枪,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有意思的是,机密戒备的背后,北平城内竟无人知晓郊外正上演的壮阔场景。城区依旧是平日模样,茶馆里谈兵论政的学者商贩,完全不知道几里外炮口林立。直到事后《北平解放报》用一整版披露西苑阅兵,市民才恍然惊叹:“原来那天的隆隆声不是雷。”
阅兵持续不足一小时,却像一把战鼓,催促南线大兵团快马加鞭。四月二十日夜,渡江总攻令发出,号称“长江天险”瞬间被突破,五月初南京、上海相继光复。后来有人问参加阅兵的老兵有没有遗憾,他摆摆手:“那车颠得厉害,但看到主席从战利品上给我们敬礼,值!”
若干年后,西苑机场的跑道依旧在,随着共和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它一度承担卫星与飞船运输任务。机场边的老营房早已改作他用,可院墙斑驳的红色标语尚存,依稀可见“解放全中国”几个大字。当地驻军逢节日仍会在跑道尽头列队,向空中三声敬礼,据说那是向一九四九年春天的前辈致敬。
往事不必涂抹额外色彩。那一场不到万人的简朴队列,以雷霆之势亮出了人民军队的信心,也用最节省的方式告诉全世界:新的中国,已经站立起来。多少年后,回忆当初的年轻士兵说:“嗓子都喊哑了,可心里痛快。那天,我们真正相信,苦日子要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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