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内灯火通明，开国将帅的军衔授予典礼即将开始。军装熨帖、勋表闪耀，人们却忍不住把目光停在一处空位——那是专门留给已故英烈的纪念席。假如左权还在，这里大概率就是他的座位。
左权牺牲于1942年5月25日。那一年，太行山深处的反“扫荡”鏖战正酣，他在麻田村指挥所外不幸中弹，年仅37岁。可若把时间往后推三年，抗战胜利，解放战争燃起，左权的职务与未来会怎样展开，早已成为军史爱好者反复讨论的命题。
把镜头拉回1924年。黄埔一期开学典礼上，21岁的左权坐在前排，他的笔记写得满满当当。六年后，他又以优异成绩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归来，这在当时的红军将领中极为罕见。1930年6月，他抵沪报到，然后直奔瑞金，接任红军军官学校第1分校教育长，年底被提拔为红十二军军长。正统科班与前线历练双重加持，奠定了他的“参谋天赋”。
1931年冬，在中央苏区的一间简易办公室里，他与日后四野总司令林彪首度碰面。林彪回忆：“这个人不吭声，一张图、一支笔，打法就出来了。”左权抬头，只淡淡答了句：“计划不能出错，兄弟们的命都押在这上面。”寥寥数语，显尽沉稳。
1932年春，他因“托陈取消派”流言被暂时撤职，调回红军学校。许多年轻指战员不解，他却泰然自若：“组织决定就是命令，多学一点，前线更用得上。”这段低潮并没影响后续升迁。同年底，他重回一军团担任参谋长，与林彪并肩经历第五次反“围剿”、温坊阻击以及长征中惊心动魄的一系列恶战，构筑了默契无间的指挥体系。
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左权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叶剑英虽为名义上的参谋长，却需长期奔走于统战、外交等复杂事务，八路军总部的作战筹划几乎都压在左权一人肩上。1940年的百团大战，他奔波于各分区之间，电令频出，确保各路配合有致。朱德说过一句话：“左权的算盘珠子打得最快，也打得最准。”这可贵的评价，放在整个八路军体系里分量极重。
若历史把那一颗炮弹偏移半尺，左权极可能迎来三条职业路径。其一，留在中央军委。1945年后，中央军委着手统一指挥华北、华中诸部，彭德怀被任命为代理总参谋长。彭、左配合多年，若左权在世，以副总参谋长身份辅佐彭似乎顺理成章。那是分量不逊“叶副”的高位。
第二种走向，与林彪东进。1945年11月，中央决定“先占东北”，林彪率主力奔赴山海关外。东野缺的不是主帅，而是一位对苏式装备、俄文资料都驾轻就熟、又能与林彪互信的参谋长。刘亚楼临危受命，表现抢眼。可若左权依然健在，这顶盔可能落在他头上——学历、资历、默契，样样占优。
第三个选项，是西北战场。1947年初夏，彭德怀入陕组建西北野战军。西北兵力薄、装备差，却肩负牵制胡宗南、保障延安安全的重担。左权若随行，担任西北野战军参谋长，以他的统筹与谋略，完全能与习惯“猛打猛冲”的彭老总形成互补，这一组合或许会让西北战略局面更早打开。
对比同辈将领的数据，刘亚楼1955年授上将时44岁，李达48岁，陈士榘48岁，而左权若活到1955年，也不过50岁出头，且从黄埔一期起便担纲军级、方面军级职务。军界内部曾流传一句话：“打到江南靠周陈粟，调度全局看左权。”可见，在参谋型将领序列里，他的份量远超同龄人。保底大将，毫不夸张。
有人可能担心：资格虽高，其职务多为幕僚，能否授衔？看看1955年的名单即可释疑。罗瑞卿元帅部里亦是总参谋部出身，粟裕大将在华东野战军时长期为代司令兼参谋长。显然，“幕前有帅，幕后亦可封将”。左权战争年代的实际指挥权、对全局的影响力，足以支撑大将衔。
除此之外，左权宽厚谦和的性格也使他在“班子化学反应”方面别具优势。彭德怀、林彪都是组织里公认难搭班子的硬骨头，却都对左权评价极高。一个能与两位性格迥异的统帅同时保持默契的参谋长，价值不是单纯的职务表格能体现的。
不得不说，战争年代有无数变数，任何“如果”都注定无法实证。可从他的资历与能力推断，左权在解放战争期间至少会坐上一方野战军参谋长之席；1955年的肩章，十有八九是大将。那一把曾为他预留的仿金色椅子，也许正是最好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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