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0月,志愿军第四任司令员杨勇回国,带回了最后一批志愿军,回国后的杨勇受到重用,不仅担任了副总参谋长,还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可是杨勇的发展却并不顺利,一度被停职4年。

从1966年开始,杨勇就受到了影响,1967年元旦刚过不久,杨勇的住处就遭到了一群人的骚扰,警卫员赶忙护送他从后面乘车离开,然而一路上都有人跟随,无奈之下司机只好带着杨勇进入了北京卫戍区。

杨勇到了卫戍区也没有躲过去,他被人扣上了各种“罪名”,而那些所谓的“专案组”却始终按不出证据证明他有罪,不过从1968年开始,杨勇就被停职了,他被送到了石家庄的一个农场参加体力劳动。

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杨勇的身体状况出现了问题,1971年的农历春节刚过不久,在一次劳动中杨勇的右腿不幸摔断了,他被紧急送往石家庄的医院,医生建议进行手术,杨勇不同意在石家庄进行手术。

杨勇向医院提出要求,要医院向中央报告情况,请求回北京治疗,周公得知此事之后,当即让总参安排,特地派出专机把杨勇接到了北京治疗,杨勇顺利住进了301医院,两个多月后他就痊愈了。

当时不少老战友劝说杨勇早点离开北京,毕竟当时杨勇的处境不好,可是组织上对杨勇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没有哪个地方敢留他,正在杨勇没地方去的时候,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主动邀请他去济南养病。

就这样杨勇带着妻子和孩子去了济南,住进了军区的疗养院。1972年春,杨勇的问题有了好转,他被安排回到北京休养,这也表明他离恢复工作不远了,果不其然,几个月之后杨勇就被任命为沈阳军区副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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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职4年之久的杨勇终于恢复了工作,他欣然接受了任命,不过许多战友和老同志都为他鸣不平,在停职前他就是军区司令员了,这次任命是降职任用,然而杨勇对此并不介意,他明白去沈阳军区工作意义重大。

自从珍宝岛冲突之后,中苏边境的局势越来越紧张,杨勇想去北边为国家做点事,他不在乎个人得失。1972年8月,杨勇乘坐飞机前往沈阳军区报到,当天在京的100多位干部到机场送别,100多辆红旗车整齐地停在机场,场面颇为壮观。

杨勇上任之后全身心投入工作,他亲自到边防视察,制定备战方案,59岁的杨勇一度累倒住院,出院后的他仍坚持到边境勘察,他足迹遍布牡丹江、绥芬河和阿尔山等地,二十多天的行程近四千公里里。

回到沈阳军区之后,杨勇在作战室和参谋人员反复修正方案,他为备战工作提出大量建设性的意见,在杨勇的建议下,东北战区在防御和军事部署上了很大的改正提高,他为边防做出了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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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5月,杨勇被调往新疆军区担任司令员,他为南疆铁路和天山公路等设施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1977年夏,杨勇调任副总参谋长,两年后他还指挥了对越自卫反击战。1983年1月6日,杨勇在北京病逝,享年7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