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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4月4日，清明节前的一个清晨，黄陵县祭扫黄帝陵的仪式还没开始，现场气氛却显得有些微妙。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和大家一起忙前忙后，反而显得心思沉重。
所有人一时间没想到，这位曾经在党内位高权重的人物，竟然在仪式结束后头也不回地钻进了一辆早就等在那里的国民党汽车。这位党的创始人之一，怎么说走就走了，甚至连贴身的警卫员何福圣都没能带走。
众人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变故感到有些难以理解，要知道就在几个月前，他在延安还和主席肩并肩坐在一起看戏。这种从核心领导层到底层流亡者的转变，背后的隐情远比表面上看到的祭祖要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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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跑向国民党的怀抱，最初确实在重庆引起了不小的动静。1938年4月，戴笠为了迎接这位大人物，把军统的欢迎宴会办得格外热闹，甚至还在宴会前得意地跟下属炫耀，说今天大家能见到共产党里坐第三把交椅的人了。
戴笠那时候可是满心欢喜，给张国焘挂了个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的头衔，指望着他能发挥余热，把以前的老部下都策反过来。可接下来的发展却让戴笠的算盘落了空，张国焘在军统忙活了大半天，竟然连一个警卫员都没能成功说服。
那种建党建军的组织原则早就深入人心，这让张国焘在国民党的策反工作成了竹篮打水。渐渐地，军统的人看他的眼神就变了，从最初的座上宾变成了可有可无的闲棋。他曾经引以为傲的资历，在那个讲求实效的特务机构里，不仅没能换来权力，反而成了被嘲笑的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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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3月，戴笠因为飞机失事丧了命，张国焘在军统里唯一的靠山倒了。他通过老乡熊式辉的关系，好不容易在善后救济总署谋了个江西分署署长的差事，结果却在任上受尽了江西省主席王陵基的刁难。
王陵基那时候可不讲什么情面，处处给他穿小鞋，搞得他最后在江西待不下去，只能跑到上海避难。1948年11月，随着局势的快速变化，大批国民党官员开始往台湾跑。张国焘也想去台湾养老，可蒋介石那边却直接下了驱逐令。
蒋介石在那时特别交代毛人凤，说这些叛徒去了台湾只会增加负担，让他们留在大陆自生自灭。尽管张国焘费尽心思弄到了去台湾的船票，可到了台北之后，他很快发现自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他刚买的一栋房子还没住热乎，就被两个自称是军方的人拿着棍子赶了出来。1949年，他不得不带着全家老小，灰溜溜地搬到了香港的一间陋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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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的前几年，张国焘的日子过得相当窘迫，甚至到了给儿子凑不齐学费的地步。1953年，他试着给新华社香港分社递了封信，流露出想回大陆的意思。北京方面对此给了明确答复，说想回来可以，但必须先做深刻检讨。
张国焘那股子劲儿在那时还没消磨干净，他拒绝公开检讨，回大陆的事也就没了下文。好在1961年，美国一家大学给了他一笔不菲的稿费让他写回忆录，他的生活才算有了转机。到了1960年代末，他的几个儿子相继在加拿大和美国站稳了脚跟，有当教授的，也有当医生的。
1975年前后，张国焘在多伦多唐人街的一家中餐馆里，成了常客。那家餐馆叫状元楼，老板娘秦倩后来记录下了不少这位老人的晚年生活细节。那时他常跟着一位台湾代表罗启来店里用餐，两人的谈话内容大多与过去那些恩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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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倩回忆起1975年那个场景时提到，身材高大的张国焘坐在餐桌旁，显得老态龙钟。罗启当时还特意介绍说这位老先生可是当年的大人物，要是当年成功了，位子恐怕比毛主席还要高。张国焘在那种氛围下，竟然主动提起了蒋介石，并用仁义这两个字来称赞这位曾经把他赶出台湾的人。
这种称赞在那时听起来格外刺耳，毕竟蒋介石当年对他可谓是弃若敝屣。这种违心的讨好，或许只是为了能在异国他乡的酒桌上寻求一点虚无缥缈的认同感。到了1979年12月，多伦多的冬天冷得让人脊背发凉。12月3日凌晨，这位曾经风光无限的人物在养老院里突然去世。
根据当时蔡孟坚的说法，张国焘是因为晚年中风，在养老院里翻身时毛毯掉到了地上，结果因为半身瘫痪没力气捡，最后在冬夜里受冻而死。虽然这种说法后来被一些人质疑，但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照顾，这种凄凉却是不争的事实。
他这辈子在各种阵营之间跳来跳去，最后却在冰天雪地的异乡，为了求得一顿安稳饭而向旧敌献媚。那种从云端跌落到尘埃里的落差，最终都消失在了那块简陋的墓碑后。从他1938年跨上那辆汽车开始，这条通往多伦多养老院的路，其实早就已经注定了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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